紅墻綠瓦下的千年污垢，老北京竟是座“露天公廁”？

提起老北京，多數人腦海里浮現的，是紅墻黃瓦的宮闕、鴿哨悠揚的胡同、京腔京韻的吆喝。文人墨客筆下的它，是“銀錠觀山”的雅致，是“琉璃廠尋碑”的悠然，仿佛自帶一層濾鏡，干凈又體面。

可很少有人知道，直到百年前，這座被無數人神往的古都，竟藏著一段不堪入目的“排泄史”——它曾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公廁，滿街屎尿、垃圾成山，其潔凈與體面，竟要靠刺刀、強權乃至改天換地的運動，才得以艱難重塑。

1900年之前的北京城，在公共衛生領域，幾乎處于“原始狀態”。

那時的北京沒有公共廁所，沒有排污系統，“公德”與“公共空間”更是稀罕物。皇城根下的街道，與其說是路，不如說是經年累月堆起來的“穢土堆”。

戲曲名家齊如山在北平生活數十年，晚年回憶起當年的街道，仍忍不住皺眉：“北平城內，各大街之甬路，都是高與齊人，矮者也有三四尺高，兩旁的便道也很寬，但除小商棚攤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滿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則都是水洼。”

三尺高的甬路，一半是塵土，一半是積攢了不知多少年的糞便與垃圾。下雨時，污水裹挾著穢物四處橫流，氣味之刺鼻，不難想象。

名妓賽金花也曾對劉半農直言：“北京的街道，那時太腌臢了，滿街屎尿無人管。” 她見慣了達官貴人的光鮮，卻也逃不過這座城市的“底層狼狽”——街道是皇家的，是官府的，卻沒人覺得，街道的潔凈該是自己的責任。

在那個皇權至上的年代，百姓們信奉“街道是大家的，方便也無妨”。于是，胡同拐角、城墻根下、商鋪門前，皆成了“方便”之所。所謂的天子腳下，竟成了一座臭氣熏天的“露天公廁”。

這種“自然生長”的臟亂，在1900年夏天，被八國聯軍的刺刀硬生生斬斷。

當洋槍洋炮轟開北京城的大門，這群來自西洋的侵略者，沒被紫禁城的珍寶震撼，反倒被滿街的穢物驚得后退三步。對習慣了整潔街道的西方人而言，北京的衛生狀況，無異于“瘟疫溫床”。

出于對傳染病的恐懼，更出于西式衛生觀念的執念，占領軍們搞起了一場“衛生專政”。賽金花回憶這段往事時，語氣復雜：“洋人最是嫌膩這個，便下了個命令，叫住戶各自打掃門前的一段，倘有一點污穢，查出來是先打后罰。”

先打后罰，簡單粗暴，卻效果拔群。

居住在宣武城南的文人“仲芳”，在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初九的日記里，記下了德國占領區的安民告示，其中一條赫然寫著：“各街巷俱不準出大小恭，違者重辦。” 千百年傳下來的隨地便溺習慣，在洋人的皮鞭與刺刀下，竟一夜之間收斂了。

街道真的干凈了。青磚路面露出來了，下雨時不再泥濘不堪。后來慈禧太后從西安逃難回鑾，看著整潔如新的京城街道，竟還笑著夸贊：“洋人就是能干。”

這大概是晚清歷史里，最具黑色幽默的一幕——一座古都的體面，要靠侵略者的暴政來維持。

刺刀能管住一時，卻管不了一世。

八國聯軍撤走后，清政府試圖延續衛生管理辦法，可沒了洋人的武力威懾，百姓們的老習慣迅速反彈。更糟糕的是，原本混亂的糞便處理，竟成了黑社會牟利的工具，催生出一個畸形的職業——糞霸。

彼時的北京，糞便不是垃圾，而是“金汁”——上好的農家肥料。糞霸們靠暴力劃分“糞道”，壟斷一片區域的糞便清理權，居民要交錢，農民要買糞，兩頭壓榨。為了勒索更多錢財，糞霸們甚至故意拖延清理，任由糞便在胡同里堆積。

到了民國時期，北京城的衛生狀況，徹底跌入谷底。垃圾與糞便不再是“點綴”，而是成了城市的“地質層”。

王軍在《城記》里記錄了一個令人咋舌的細節：**直到1949年，東西長安街南側的垃圾堆，竟堆到了兩層樓高，遠遠望去，像一道丑陋的城墻，與不遠處的天安門城樓遙遙相對。**

這不是一朝一夕的積累，而是數十年、上百年的“歷史沉淀”。明清兩代積攢的污垢，民國時期的管理缺位，糞霸們的唯利是圖，把這座古都，變成了一座被垃圾包圍的“孤城”。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政府接手的，不僅是一座古都，更是兩座沉甸甸的“山”——垃圾山與糞山。

誰也沒想到，新政權面臨的第一個“硬仗”，不是軍事防御，而是清理千年污垢。

這場沒有硝煙的“清潔戰役”，動用了全城的力量。機關干部帶頭掃街，工人農民齊上陣，糞霸被取締，糞道被廢除，深埋地下的穢物被一鍬一鍬挖出來，堆積如山的垃圾被一車一車運出城。

梁思成曾在文章里，滿懷激情地記錄下這場壯舉：“在北京解放后的一年中，從城里清除了明、清兩朝存下來的三十四萬九千噸垃圾，清除了六十一萬噸大糞。這是兩件小事，卻是兩件偉大的奇跡，是令我們可以自豪的兩件偉大的小事。”

三十四萬九千噸垃圾，六十一萬噸大糞——這組冰冷的數字背后，是無數人的汗水，更是新政權的魄力。它打破了舊時代的利益格局，更展現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動員能力。

當最后一車垃圾被運出城外，當胡同里再也聞不到刺鼻的臭味，老北京才真正褪去了“露天公廁”的狼狽，露出了它本該有的清爽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