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梁鴻 采訪、整理/本刊記者 徐鵬遠
2021 年1月出版《梁莊十年》之后,我有兩三年的時間沒有寫作。一方面是因為孩子慢慢長大,生活變得忙碌,另一方面也因為隨著孩子長大,他的自我意識覺醒,我們之間開始產生一些沖突,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我不知道怎么處理。
對我來說,養育孩子是一個重大的事情。可能是因為我母親去世得早,我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跟母親相處過,所以當我自己成為母親后,非常小心謹慎,我希望自己能當好一個母親,希望能夠用自己的力量給孩子鋪一條更好的路。
直到有一次孩子跟我說“媽媽你太焦慮了”,我才意識到我的焦慮已經影響到他了,而且我發覺自己并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
那段時間,我很困惑。我開始有意去看一些心理學相關內容,也會和身邊的一些家長聊起自己該如何應對育兒中的問題。慢慢地,我發現很多家庭都處在相似的迷茫中:家長覺得自己把愛都給了孩子,孩子卻不滿足;孩子則覺得自己的想法和真正需求不被理解,他們好像被困住了,內心的痛苦甚至發展成為嚴重的精神創傷。
原來,青少年的成長現狀已經變得前所未有的沉重。于是這成了我寫《要有光》最原初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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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鴻作品《要有光》 ,聚焦因情緒問題而失學、休學在家,以及在退學和抑郁邊緣掙扎的孩子。
愛的過度與有限
2020年12月18日,吳用第一次走進醫院精神科,經過半個上午和一個下午的各項檢查后,返回的病歷本上這樣寫著:抑郁自測量表(SDS)和焦慮自評量表(SAS)均為重度。在那之前,這個15歲的男孩已經連續幾個月晚上不睡覺或者睡不著,早晨又起不來,情緒時而消沉低落,時而激動亢奮,成績下降明顯。
他的母親陳清畫崩潰了。兒子病了,這個事實如同一場地震,將她成為媽媽的喜悅,她為“媽媽”這個名頭所付出的努力,她每一天的殫精竭慮,她所有精心的設計和安排,她所受的委屈、所付出的愛,她對自己“母職”身份的肯定和自豪,都徹底摧毀了。她的內心無法承載她的痛苦,感覺整個世界都是灰暗的,總是不知不覺就淚流滿面,怎么也止不住。
她經常會無意識拿起手機,翻通訊錄,想找個人傾訴,可是她找不到。實在忍不住的時候,文莉是她唯一愿意打去電話的人,她們是少年朋友,陪伴彼此長大,一路分享著彼此的喜怒哀樂。她們差不多同時結婚,各自的孩子只相差兩歲。
在文莉看來,陳清畫就是太緊張吳用了,太想讓他好了,以至于把他逼得太狠,走向了反面。陳清畫也羨慕文莉,她對兒子李風的要求一直很低,只要健康成長就行,跟她相比,自己確實是扭曲和緊張的。
在陳清畫的思維慣性里,孩子的健康根本沒有成為過她考慮的前提,她習慣于一切以學習為先。用吳用的話說,她讓他過度暴露在教育的創傷下。從前她還為此而驕傲過,驕傲于自己敢拿出全部的氣力支撐孩子,現在才發現一切就像是一場蠱惑。
我們這一代家長,可能大部分都會用力過度。我們算是有點知識,所謂依靠知識改變命運,成功學對我們的誘惑太大了,不僅自己被裹挾其中,還變成一個推手,把它原封不動地施加給孩子,沒有任何反思的自覺。我們想讓孩子也成為一個有文化有知識的人,所以多多少少有點焦慮,進而把焦慮呈現給孩子。
不過誰也沒有想到的是,很快,文莉陷入了比陳清畫更為難受的境地。高二下學期,5月的一天,李風宣布,他不想再去學校,也不會再去學校,不會參加高中資格考試。
那一刻,文莉仿若五雷轟頂、萬箭穿心。她無法承認自己的失敗,也很難理解兒子的點到底在哪個地方,自己從來沒有過高地要求他,連他的成績都很少過問。可如今,這放松和自由變成另一種“問題”,正是由于她的徹底放松,進入高中后的李風成績屢屢倒數,他能感受到老師在對待自己和其他好學生時的微妙差別,更從心底里找不到繼續學習的樂趣與意義。文莉的快樂教育失敗了。
李風不上學的最初幾個月里,文莉內心發瘋一樣憎惡、痛恨他。如果是別人的孩子,她倒還可以共情,但他是她的兒子,所以憤怒反而大于共情,找不到那種心疼的感覺。在內心的最深處,她看不起李風。她不喜歡弱者,哪怕是自己的兒子,這是她的價值觀決定的,她控制不住。
這種真實是讓人難以正視的,它的殘酷幾乎讓人恐懼,可稍微反省一下自己就會發現,我們或許都是文莉。我們經常說父母愛孩子,但父母也是人,人是自私的,我們沒有那么偉大。對待孩子,我們是有條件的,一旦孩子脫離我們的掌控、沒有按照我們的需求來,我們的愛就沒有那么寬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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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插畫/adan
我們到底在干嗎
當陳清畫陪著吳用來到精神科時,她震驚地發現,太多孩子了。候診大廳里喧鬧混亂,黑色電子屏上滾動著紅色的字,上面是病人的名字以及要去的科室。
后來,我也到北京的精神專科醫院去過幾次。據我觀察,那里的孩子占到了候診病人的60%—70%,這個比例和后來醫生告訴我的差不多。很多孩子穿著校服,看完病后還要繼續去學校;還有一些孩子是從外地來的,父母走在前面拉著手提箱,孩子默默跟在身后。我采訪到一個女孩,初三休學一年,上高中后也一直需要吃藥。因為住校,她一開始還小心翼翼,生怕別人知道,一個月后才發現宿舍里的六個人原來都有不同程度上的精神、情緒問題。
在此之前,我看過《2022年國民抑郁癥藍皮書》,里面有一組關于青少年抑郁癥的數據令人觸目驚心。但只有去了醫院之后,你才相信那些數據不是假的。你會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感,這些孩子到底怎么了?最初,我并沒有想到一定要做真正的調查或者寫點什么,可我意識到個人和身邊的經驗不足以涵蓋其中的復雜性,我必須超越自身,進行更廣闊的關注。
我開始有意拜會一些精神科醫生、心理咨詢師,還走訪了一些相關機構,包括報名參加過各種家長營。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孩子們的問題很多時候都跟家庭有關,這并不是在控訴家庭,我們的社會機制、教育機制等等當然也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家庭這一關能夠做得好一點,孩子還不至于走向深淵。而且整體的社會運轉是一個巨大的慣性,只有每個人都邁出一小步,每個人都往后拉一下,這個車輪才有可能在相反的力量之下慢下來。
與此同時,我也在網上發布了一則信息,問有沒有人愿意談談自己的心事。一個叫雅雅的女孩做出了回應,她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和她進行了一些簡單的交流之后,我很快便決定去她所在的濱海市找她。我不知道將在那里遇到什么,但我沒有做任何的預設,我不想讓自己有過分的方向,因為那可能是一種誤導。
火車到達濱海時,雅雅已經在車站等著接我了。我們一見面就聊了起來,她剛從高一、高二的休學狀態中復學,從她的眼神里,我能察覺到一絲敏感。
雅雅本來是一個優等生,一直是“別人家的孩子”。升入濱海最好的高中后,身邊都是各地的尖子生,她的排名一度下滑到了中游,精神逐漸緊張。焦慮最嚴重的時候,她沒有辦法再走進教室,只要一想到要考試,手就抖得厲害。于是她躲在家中,不敢出門,不愿見任何人。
她被診斷為中度抑郁和中度焦慮。醫生給她開了抗抑郁藥,開始服用之后,她變得昏昏欲睡。母親擔心她,叫了自己的朋友來看她。她非常抵觸,不想被關注,對方不停地勸說只會讓她覺得煩躁。一種絕望感籠罩了她,她突然沖進廚房,拿出一把刀亂舞起來。這一幕嚇壞了母親和阿姨,她們偷偷叫來救護車,把她送進了精神病院。
她在醫院住了二十幾天。母親每天來看她,說自己也要住進來一起接受治療。從小就不怎么關注她的父親更無法承受現實,有一次干脆跪在了地上給她磕頭,叫喊著“你快點好,我們都受不了了”。雅雅說:“我不知道別的父母在孩子生病時是如何處理的,我自己時常絕望于他們的表現。”
聽完雅雅的講述,我忍不住哭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孩子,她生病的時候,完全是一個人在掙扎,周邊沒有人給她支撐。我覺得這是值得所有人深思的:我們到底在干嗎?我們把孩子帶到了這個世界上,當他們遇到問題,我們是要和他們一起崩潰,還是迅速地整理自己,給他們撐起一片天?
沉重的創傷
然而一個沉重的事實是,應對挑戰,成年人的表現有時像個孩子,甚至不如孩子懂得如何尋找出路。更為沉重的是,許多傷害恰恰就來自父母,而父母對此并不自知。
通過雅雅介紹,我認識了她的心理咨詢師阿叔。他在當地開設了一間補習班,之前以“收差生”聞名,后來“雙減”政策出臺,補習業務基本停止,留下來或者再找過來的大多是有心理問題的學生。這些休學在家或者受情緒困擾的孩子把這里當成了新的收容地,他們在此傾訴心聲、尋找避難的空間,也在此上演著家庭的悲歡離合和人生百態。
阿叔有一點“俠客”氣質,對孩子永遠和風細雨,對家長卻總是狂風暴雨。他有一個簡單粗暴的觀點:“與其把時間給家長,不如都把它花在孩子身上。”在他看來,家長是愚昧的、頑固的,不值得教育。他不相信他們能改變自己。
起初,我不是特別認同阿叔,經常跟他發生爭論。但隨著交往了一段時間,那種強烈的、不舒適的感覺慢慢變淡了,尤其當我在補習班里認識了更多的孩子、遇到了更多的家長之后,還會不由自主地產生和阿叔一樣的判斷。
跟著阿叔,我也看到了更多的關于孩子的復雜的存在。
比如有個叫小正的孩子,在一所私立學校讀六年級。他有些多動傾向,上課的時候很難集中注意力,一會兒發出噪聲,一會兒制造騷亂,班里幾乎每個人都挨過他的打。久而久之,他被同學孤立了,家長們也要求學校讓他離開班級,老師為此焦頭爛額。校長跟阿叔是老同學,請阿叔出謀劃策,他給出的建議是帶小正到醫院檢查一下,并且接受相應的心理咨詢和個性化教育。
但這個建議在小正媽媽那里完全無法推行。不管如何勸導,她除了哭就是搖頭,談到最后連阿叔也崩潰了。她堅持孩子沒有問題,翻來覆去地念叨著孩子以前很好,以后也會好的。校長告訴阿叔,她其實是怕小正的爺爺奶奶知道孩子的情況,他們一直嫌棄她的出身,反對她的婚姻,一旦小正離開學校,她會失去他們的經濟支持,也會失去監護權。
再比如一個叫小夏的孩子,已經大專畢業工作了,13歲那年,她曾被父母帶到阿叔這里。在補習班,她非常無視紀律,阿叔批評她,她背著書包就去了酒吧。爸爸知道后,追到酒吧,當著眾人的面把她掀倒在地,用腳踩她的頭——從很小開始,他就經常打她。
酒吧事件之后,小夏的情緒更加不受控,走在路上隨便罵人打人,隨時在地上打滾,后來發展到要跳樓。爸爸受不了了,直接把她送去了精神病院。阿叔給她接了出來,她不愿意回家,就住進了補習班的一個小房間里。很長一段時間,她只要見到爸爸就驚恐發作,哪怕提起爸爸的名字也會尖叫大罵、渾身發軟。
阿叔的補習班里,這樣的孩子還有很多。你簡直無法想象,他們怎么會遭受那么深重的災難。有些時候,他們甚至表面看起來非常正常,但只要稍稍探究,就會發現他們的痛苦驚心動魄。
敏敏是跟我交往最多的一個孩子。她長得好看,身材修長,皮膚白皙,眼睛格外靈動,講話時總是習慣性地閉下眼,使勁點頭,可愛極了。只有在抬手撥開前額頭發的不經意間,腕上一條條縱橫交織的傷痕才泄露出她經歷過的掙扎。
她的父母感情不和,經常吵架、動手。后來他們分居鬧離婚,母親就開始家暴她,扇巴掌、戳額頭,拿字典砸、用鞋拔抽,扯著頭發往墻上甩,既是發泄自己的不滿,也為了引起丈夫的關注。但父親對于女兒的求救根本無動于衷,只是冷漠地說“你們倆的事情你們倆處理”。
這些事情發生在敏敏五六年級時,導致她的成績嚴重下滑,并且產生了厭學的情緒。然后在初中開學的當天,父親開著車,把她拉到了一片光禿禿的田地里,扔進了一道黑黝黝的鐵大門內。那是和光中學,整個濱海知名度最高的一所超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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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生”教培也受到部分家長的關注。圖/IC
未來在哪里
在和光中學這件事上,敏敏父母的立場難得一致。他們都認為敏敏從前太自由了,應該關一段時間,好好地被管一管。
敏敏確實是被“關”起來了,“關”得嚴嚴實實。從起床到熄燈,學校的每一分鐘都安排得密不透風,哪怕有一點點空閑時間都得拿出一個小本兒背知識點,而且必須背出聲來。入學的第四個周末,她才回了趟家。壓抑了一個月的情緒徹底決堤。
這些年,超級學校、寄宿學校的模式在全國各地不斷涌現,尤其鄉鎮地區,隨著學生數量減少、教育資源高度集中,更傾向于辦這類學校。家長也愿意把孩子送去那里,一方面覺得安全和省心,另一方面還是為了成績。只是很少有人去想,在這樣一套嚴密、封閉的系統里,孩子們可能會遭受什么。
在丹縣,我認識了一個叫小遇的男孩。他也在一所名為權水中學的超級中學讀過一年,是母親托關系送去復讀的,此前他高考考了二本,出離憤怒的父親把家里的東西砸了個遍。在他的回憶里,那一年的自己,大家去吃飯,他也去吃飯,大家去教室,他也去教室,完全是被動的、渾渾噩噩的。他總覺得自己有個地方受了傷,可是哪個地方又說不出來。
所幸的是,小遇本質上還是一個忍受力比較強的孩子。他最終熬過來了,考上了一本,雖然既不是985也不是211。他說,他們學校里百分之八九十的學生都來自超級中學,對于縣城出身的孩子來說,這種模式確實給了一條出路,但是代價太大,并且不知道未來在哪里,就像他同宿舍的幾個室友,沒有愛好、沒有目標,更沒有人想思考點什么。
小遇也有些迷茫。目前學習的專業,他還沒有發現可以熱愛的點,而自己真正喜歡的專業,暫時又沒找到。不過他已經開始備考研究生了,他想考到北京,他覺得自己必須過上更好的生活。
其實這幾年來我見過的孩子,很多人都在努力著。他們接受了創傷的存在,帶著破碎的內心繼續前行,走出黑暗,走向光亮。
休學三年之后,敏敏自學一年參加了中考,差兩分沒考上普通高中,去了一所私立中學。她還在學著面對失敗,學著心靈獨立,也嘗試去理解爸爸媽媽,理解他們之間的關系,理解他們與自己之間的關系。
小夏當上了一家旅游公司的分店店長,老板非常欣賞她,覺得她有想法、有思路,也能付諸實踐。現在的她,干練、成熟,身上散發著一種領導的氣質。她穿著時尚、妝容精致,已經談過兩次戀愛,都是兩三個月就分手了。她覺得自己很難建立親密關系,跟男朋友的相處模式總是不自覺地變成她爸媽的樣子。
雅雅考上了香港的大學。收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她發了張照片給我,很好的一個學校。她打算將來從事心理學的相關工作,通過自己的力量,讓更多人受益于先進的心理學理論,緩解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危機。
李風仍然沒有復學,繼續待在家里。文莉要求他每天打掃房間,負責洗碗、倒垃圾,他都照做,完成得還不錯。家里新養了一只貓,糞便也歸他處理,每當看著小貓的時候,他那張原本沒有任何表情的臉上,有時會流露出一絲溫柔、一抹笑容。
吳用上了南方的一所大專。課程不難,他總會在期末交出一份不錯的論文,換得一個不錯的分數。業余時間,他自學數學,按照自己的理解系統地讀書。最近兩年,他還看了黑格爾、拉康、維特根斯坦等哲學家的作品,覺得只有辯證法才可以闡釋自己思想和精神內部所遭遇的風暴。
一切還沒有完全好起來,但似乎有力量在慢慢蓄積。它讓人對未來有所期待。
(文中的濱海、丹縣以及所有人名、校名皆為化名)
發于2026.1.19總第1221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以愛之名:孩子怎么了?
口述:梁鴻
記者:徐鵬遠(xupengyuan@chinanews.com.cn)
編輯:楊時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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