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被判有期徒刑13年，出獄后想回黨工作，毛澤東提出3點要求

1937年11月，南京西南角的老虎橋模范監獄忽然提前放人。日軍的炮火壓境，國民政府匆忙遷都，四年多來最著名的一名“政治犯”陳獨秀被匆匆推到門口。鐵門咣當一聲合上，他回頭望了望陰冷的監舍，隨后側身擠進逃難的人流。

寒風撲面，他卻顧不上瑟縮。稍事打點，陳獨秀臨時借住在南京一處舊坊。昔日學生羅漢幫他籌得幾件冬衣。衣袖沒縫好，幾針粗線隨意打著，羅漢笑說：“老師先暖身，體面以后再補。”陳獨秀擺擺手，口氣仍帶書卷氣：“如今先顧性命，比什么都強。”

這位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呼風喚雨的人物，為何會跌落至此？事情要追至1932年10月。那一年，他因在上海報紙上連續發表反蔣文章，被國民黨當局逮捕。1933年初審時，法庭以“叛國”名目重判13年，并剝奪公民權7年。陳獨秀當庭抗辯，譏諷檢察官“張冠李戴，欲加之罪”。輿論壓力加上各界斡旋，刑期改為8年，公民權得以保留。

獄中日子并不完全暗淡。由于學界聲望，友人探監絡繹不絕。一次，何應欽專程前來求字，他提筆寫下《論語》名句“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手腕雖因風濕顫抖，落款仍勁峭，一旁獄警暗暗稱奇。

被提前放出后，陳獨秀最先想到的，并非立刻遠走，而是重新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系。經多方輾轉，他寫信給在延安的葉劍英、林伯渠，表述回黨工作的愿望。信心已寄出，他卻不得不面對國民黨方面的拉攏。蔣介石派人與他接觸，甚至拋出“勞動部長”職位，還允諾10萬元經費，要他另建黨派。陳獨秀態度堅決：“殺我二子之人，豈能再事之？”來人碰壁，只得灰溜溜離去。

事情匯報到延安后，毛澤東、周恩來很謹慎。陳獨秀曾在大革命時期犯過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又公開接受過托洛茨基理論，黨內贊成與反對的聲音交織。多輪討論后，中共中央最終同意其回歸，但列出三條條件：

一是發表公開聲明，徹底否認托派主張，與托派組織劃清界限；

二是公開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三是以實際行動證明擁護統一戰線。

要求并未隱晦，很快遞到陳獨秀手中。他讀罷自語：“二三可行，第一條卻難。”學生勸他權作權宜，他搖頭：“學問可以爭論，立場亦可爭論，唯不容自辱。”

這份執拗與他二十年前在《青年雜志》上的斗志如出一轍。那時他高舉“民主”“科學”兩面旗，帶動一代青年質疑舊禮教；也是這股倔強，讓他對托派理論久久不肯松口。因而，回黨大門就在指尖合上。陳獨秀復信毛澤東：“回黨固所愿，惟書面檢討，礙難從命。”

延安方面得到回函，頗感遺憾。毛澤東對身邊同志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獨秀性格如此，強求無益。”從此，兩邊猶如隔著一條無法跨越的峽谷，只剩偶爾的問候。

南京局勢日漸緊張，陳獨秀轉往武漢，再赴重慶。途中，王明、康生在《新華日報》上指稱他“疑為日方津貼對象”，輿論一時沸騰。為了不讓風波擴大，周恩來秘密托人轉話：“暫勿發文，安心養病。”

1939年2月，周恩來在重慶獲悉陳獨秀病重，立即到醫院探望。病榻旁淺淺的對話，只留下幾句記錄：“獨秀先生，身體要緊”；“恩來，多謝惦念”。不到一分鐘的寒暄，足見雙方情分仍在，卻再無回歸舊日的可能。

在江津石墻院里，陳獨秀靠著賣文、賣字艱難度日。院后那塊小菜地，他親手種過幾株青菜，常被雨水淹壞。有人嘲笑他種不好田，他回一句“我擅長種字”。一句輕描淡寫，把凋零生活里的無奈掩過去。

病情惡化后，周恩來再次攜朱蘊山驅車前來。木門吱呀開啟，周恩來見屋內陳設簡陋，先是怔了幾秒，而后歉然。警衛員悄悄放下一袋銀元，陳獨秀用雙手推回：“互濟會錢助獄中同志，我已出獄，豈可再添負擔？”

1942年5月27日，凌晨三點，守夜的學生何之瑜發現先生呼吸急促，隨即停止。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沉默良久，只說了一句話：“古稀未至，痛惜。”

十一個春秋過去，1953年冬，毛澤東到安徽安慶調查，偶然得知陳獨秀次子陳松年在當地窯廠任技師，生活清苦。他對地委書記吩咐：“困難當幫，該辦就辦。”此后，每月三十元的補貼堅持了多年。

陳獨秀的傳奇以江津一座舊宅收尾。一生三起三落，他未曾妥協的，是對學理的執念，也是對民族危亡的刺痛感。三條要求，似乎只差一句簽名；落筆卻落不到紙上，這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