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南京西南角的老虎橋模范監獄忽然提前放人。日軍的炮火壓境,國民政府匆忙遷都,四年多來最著名的一名“政治犯”陳獨秀被匆匆推到門口。鐵門咣當一聲合上,他回頭望了望陰冷的監舍,隨后側身擠進逃難的人流。
寒風撲面,他卻顧不上瑟縮。稍事打點,陳獨秀臨時借住在南京一處舊坊。昔日學生羅漢幫他籌得幾件冬衣。衣袖沒縫好,幾針粗線隨意打著,羅漢笑說:“老師先暖身,體面以后再補。”陳獨秀擺擺手,口氣仍帶書卷氣:“如今先顧性命,比什么都強。”
這位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呼風喚雨的人物,為何會跌落至此?事情要追至1932年10月。那一年,他因在上海報紙上連續發表反蔣文章,被國民黨當局逮捕。1933年初審時,法庭以“叛國”名目重判13年,并剝奪公民權7年。陳獨秀當庭抗辯,譏諷檢察官“張冠李戴,欲加之罪”。輿論壓力加上各界斡旋,刑期改為8年,公民權得以保留。
獄中日子并不完全暗淡。由于學界聲望,友人探監絡繹不絕。一次,何應欽專程前來求字,他提筆寫下《論語》名句“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手腕雖因風濕顫抖,落款仍勁峭,一旁獄警暗暗稱奇。
被提前放出后,陳獨秀最先想到的,并非立刻遠走,而是重新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系。經多方輾轉,他寫信給在延安的葉劍英、林伯渠,表述回黨工作的愿望。信心已寄出,他卻不得不面對國民黨方面的拉攏。蔣介石派人與他接觸,甚至拋出“勞動部長”職位,還允諾10萬元經費,要他另建黨派。陳獨秀態度堅決:“殺我二子之人,豈能再事之?”來人碰壁,只得灰溜溜離去。
事情匯報到延安后,毛澤東、周恩來很謹慎。陳獨秀曾在大革命時期犯過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又公開接受過托洛茨基理論,黨內贊成與反對的聲音交織。多輪討論后,中共中央最終同意其回歸,但列出三條條件:
一是發表公開聲明,徹底否認托派主張,與托派組織劃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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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公開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三是以實際行動證明擁護統一戰線。
要求并未隱晦,很快遞到陳獨秀手中。他讀罷自語:“二三可行,第一條卻難。”學生勸他權作權宜,他搖頭:“學問可以爭論,立場亦可爭論,唯不容自辱。”
這份執拗與他二十年前在《青年雜志》上的斗志如出一轍。那時他高舉“民主”“科學”兩面旗,帶動一代青年質疑舊禮教;也是這股倔強,讓他對托派理論久久不肯松口。因而,回黨大門就在指尖合上。陳獨秀復信毛澤東:“回黨固所愿,惟書面檢討,礙難從命。”
延安方面得到回函,頗感遺憾。毛澤東對身邊同志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獨秀性格如此,強求無益。”從此,兩邊猶如隔著一條無法跨越的峽谷,只剩偶爾的問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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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局勢日漸緊張,陳獨秀轉往武漢,再赴重慶。途中,王明、康生在《新華日報》上指稱他“疑為日方津貼對象”,輿論一時沸騰。為了不讓風波擴大,周恩來秘密托人轉話:“暫勿發文,安心養病。”
1939年2月,周恩來在重慶獲悉陳獨秀病重,立即到醫院探望。病榻旁淺淺的對話,只留下幾句記錄:“獨秀先生,身體要緊”;“恩來,多謝惦念”。不到一分鐘的寒暄,足見雙方情分仍在,卻再無回歸舊日的可能。
在江津石墻院里,陳獨秀靠著賣文、賣字艱難度日。院后那塊小菜地,他親手種過幾株青菜,常被雨水淹壞。有人嘲笑他種不好田,他回一句“我擅長種字”。一句輕描淡寫,把凋零生活里的無奈掩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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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惡化后,周恩來再次攜朱蘊山驅車前來。木門吱呀開啟,周恩來見屋內陳設簡陋,先是怔了幾秒,而后歉然。警衛員悄悄放下一袋銀元,陳獨秀用雙手推回:“互濟會錢助獄中同志,我已出獄,豈可再添負擔?”
1942年5月27日,凌晨三點,守夜的學生何之瑜發現先生呼吸急促,隨即停止。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沉默良久,只說了一句話:“古稀未至,痛惜。”
十一個春秋過去,1953年冬,毛澤東到安徽安慶調查,偶然得知陳獨秀次子陳松年在當地窯廠任技師,生活清苦。他對地委書記吩咐:“困難當幫,該辦就辦。”此后,每月三十元的補貼堅持了多年。
陳獨秀的傳奇以江津一座舊宅收尾。一生三起三落,他未曾妥協的,是對學理的執念,也是對民族危亡的刺痛感。三條要求,似乎只差一句簽名;落筆卻落不到紙上,這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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