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月的一天清晨,保定市郊外的鄉村路上出現了三位中年男子,車窗外的楊柳剛吐嫩芽,他們卻神情緊繃。車子停在一座灰墻小院前,門匾寫著“李宅”二字。
推門聲微響,屋里傳出一陣咳嗽。三兄弟自報姓名:“我們是劉青山的兒子。”李克才愣了幾秒,隨即放下茶盞,這正是他始料未及的一幕。
父親倒下那一年,大兒子七歲,最小的還在襁褓。槍聲在1952年2月10日下午響起,河北省公審大會當場宣讀死刑,劉青山與張子善行刑完畢。31歲的共和國剛走進第3個年頭,就給全體干部敲下了重錘。
槍聲之前的劉青山,是冀中平原上遠近聞名的“紅小鬼”。1916年,他出生在安國縣南章村,15歲跟隨徐云甫鬧革命。1931年6月正式入黨,第二年便隨紅軍二十七軍參加河北暴動。山河動蕩,他在監獄里硬挺過國民黨的竹簽子,也在抗大課堂里抄寫過劉伯承的筆記。
1942年“五一大掃蕩”,日軍圍困任河平原,劉青山帶縣大隊鉆地道、破封鎖,換回大半個縣的青苗。冀中地委總結戰斗時寫道:“此役劉某用兵果決,群眾威信大增。”正是這股膽氣,讓他在解放戰場上一路升遷。
1949年7月,天津專區改制,劉青山任書記,張子善任專員,李克才被調來當副專員。三人初見時推杯換盞,敬意在酒杯里碰得叮當作響。李克才原以為這是同路人,沒想到幾個月后就心生錯愕。
1949年冬,《人民日報》披露天津運輸木材違規一事。李克才拿報紙追問,張子善搖頭裝傻,劉青山卻大咧咧拍桌:“這是咱們共同決定的,出事也輪不到你頂缸。”一句話,讓李克才寒意上涌。
1950年9月,兩人要挪用10億元地方糧款投資“機關生產”。李克才反對無效。轉年夏天,張子善再以蓋房為名,欲騙貸20億元。李克才據實駁回,卻攔不住對方調來下屬開證明。
苦勸無果,李克才多次奔省里會議表達意見。1951年10月,他遞交公開舉報材料,至此,一樁震動全國的大案露出水面。11月,調查組查出兩人侵吞公款、倒賣物資、霸占戰利品,總額高達21億元。
省委上報華北局時,意見寫著“死刑(或緩期兩年)”。中央召開專門會議,毛主席翻閱案卷良久,低聲道:“死刑。”周總理問:“若有人出來說情呢?”主席答:“不準。”是夜燈光通明,文件上留下一道赤色批示。
1952年2月9日,行刑前的最后談話記錄顯示,劉青山先是獰笑,繼而沉默。臨別時說:“津市局的皮包歸黨,弟弟替我轉交。”張子善則只說了句:“有罪。”第二天,保定東關兩聲槍響,人群默立,無人起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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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雖結,可家事未了。處決后,省委電話通知:國家撫養長子與次子,每月各15元,幼子隨母親范勇生活。三個名字沿用父親當年的豪情——鐵騎、鐵甲、鐵兵。
七十年代末,平反冤假錯案成為全國工作重點,一些地方出現“久壓舊案”復查。消息傳到范勇耳中,母子聚在一盞煤油燈下議了整夜。鐵兵提出:“去找李叔叔,他當年最清楚。”大哥沒有反對,三人決定啟程。
而今站在李家堂屋,兄弟幾人語氣出奇地平和:“李叔,若真有新情況,請您幫忙說明,父親若有功大于過,也該寫清楚。”李克才沉默很久,只回答了四個字:“資料不會假。”
說罷,他取出塵封已久的牛皮紙檔案袋,里面是1951年調查組的一手原件:進賬日記、走私合同、偷稅賬冊,每一頁都蓋著當年的公章。李克才指了指封皮:“吉林木材、天津糧款、詐騙貸款,一項都沒少。”短短一句話,讓屋里連壁鐘都停跳般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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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幾周,李克才重新核對舊案,復查結果上報河北省紀委。結論沿用原判:定罪準確,量刑適當,不予平反。州署存檔文件給三兄弟各留一份,白紙黑字,蓋著最新的鋼印。
1982年秋天,劉鐵騎回到天津工廠,工友問起此行,他只是搖頭。劉鐵甲隨鐵路工程隊出差太原,閑聊中有人提起父輩,他淡淡一句:“該負的賬,早在1952年就結了。”鐵兵已在武警部隊服役,周末寫信回家,信紙里只談訓練,沒有半字自憐。
從1949到1952不過千余日,昔日紅軍英雄跌落谷底,一支筆、一封舉報信、一紙判決書,把“吃苦在前”與“特權享樂”截然分開。劉青山的遲悟來得太晚,子女的探尋也終止于檔案柜。
這場風暴留給干部群體的陰影,遠比留給劉家三兄弟的痛更濃。人們常說“功與過難兩全”,可在1952年的槍口前,尺度只有一條:誰動了人民的賬本,誰就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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