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俱來,又稱蘇紀石、杉石、舒俱徠石,礦物名稱是硅鐵鋰鈉石。是一種稀有硅酸鹽礦物,其基本特征表現為半透明至不透明的塊狀或粒狀集合體,顏色以紫色、紫紅色為主,偶見粉紅、棕黃或黑色,表面呈現玻璃光澤至蠟狀光澤,現在一般認為,舒俱來最早于1944年在日本巖手縣被發現。
近日,本報記者采訪河南省收藏家協會常務副會長、河南省古陶瓷研究所所長、河南省古玉瑪瑙珠文化研究委員會會長、鄭州市一田古陶瓷博物館創始人劉一田。劉一田說,結合我國考古實證及收藏實物共同佐證一個事實:中國先民早把舒俱來石作為佩戴飾品,這一發現足以改變歷史,改變現在所謂的“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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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系作者收藏的我國遠古時期舒俱徠石藏品
關于考古實證:史前遺址中的紫色礦物遺存。劉一田說,2019 年云南劍川海門口遺址考古發掘中,編號 H342 的灰坑出土了 3 件磨制而成的紫色石飾,其中 1 件扁圓形吊墜直徑 2.1 厘米,表面有明顯的鉆孔痕跡與佩戴磨損。經云南省地質科學研究院采用紅外光譜分析(檢測編號 YNG2021047),該石材主要成分為硅鐵鋰鈉石,含鉀、錳等特征元素,密度 2.76g/cm3,硬度 6.2,與現代舒俱來石(蘇紀石)的礦物學參數完全吻合。這處遺址的碳十四測年結果為距今 3200-2900 年,對應商代早期,將中國先民使用舒俱來石的歷史提前至青銅時代。
劉一田說,更早的線索出現在浙江良渚文化遺址群。余杭反山 M12 墓葬出土的串飾中,夾雜著 2 顆不規則紫色石珠,表面保留原始琢磨痕跡。盡管未進行成分檢測,但從其“深紫底色含白色云霧紋”的外觀特征來看,與現代櫻花種舒俱來石的紋理特征高度相似。良渚文化以玉禮器體系發達著稱,這類紫色石飾與玉琮、玉璧同出,暗示其在當時已具備特殊的禮儀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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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俱徠石有關工藝成熟與階層象征方面:劉一田說,陜西漢陽陵陪葬坑出土的彩繪俑身上,發現了附著于耳部的微型紫色石墜,經 X 射線衍射分析確認其為含霓石共生礦的舒俱來石。這種共生礦類型在南非韋塞爾礦區也有產出,而中國云南已發現類似地質成因的礦點,為本土開采提供了可能性。更具代表性的是江蘇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出土的舒俱來石帶鉤,長 11.3 厘米,采用透雕工藝雕刻云紋,紫色石質與鎏金銅座形成鮮明對比,顯然是貴族階層的配飾。
漢代文獻《鹽鐵論?散不足》中“珠玉犀象,虎魄玳瑁,石山隱飾,金錯蜀杯”的記載,與考古發現形成互證。其中“石山隱飾”被清代考據家王先謙注解為“紫色文石”,結合漢代貴族墓葬中舒俱來石飾品的出土位置(多在墓主胸前或腰間),可知其已成為身份等級的顯性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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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一田說,《山海經?西山經》記載:“皋涂之山,有白石焉,其名曰礜,可以毒鼠。有紫石焉,其名曰茈石,可以已瞢。” 這里的“茈石”(茈通紫)具備“紫色”與“藥用”雙重特征。現代礦物學研究表明,舒俱來石含鋰、錳等元素,傳統中醫曾將類似礦物用于安神定驚,與“已瞢”(治療目眩)的記載存在功能關聯。而《管子?地數篇》“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紫石者,下有鉛錫”的記述,則暗示先秦時期先民已掌握舒俱來石的伴生礦分布規律。
《詩經?小雅?采芑》中“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蔥珩”的“蔥珩”,歷來被解讀為青色佩玉。但清代經學家俞樾在《群經平議》中提出“蔥者,蒼也;或作茈,紫也”的異說,結合西周墓葬中紫石佩與玉珩同出的考古現象,推測“紫石珩”曾是周代貴族禮服體系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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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一田說,東漢《說文解字》對“瑿”字的注解為“黑石似玉者,從玉殹聲”,而《玉篇》則補充“瑿亦作紫石”。這種名稱混淆恰好反映了舒俱來石的礦物學特征 —— 常與黑色霓石共生,形成“紫黑相間”的紋理,與“黑石似玉”的描述完全契合。唐代《元和郡縣志》記載云南永昌府“出紫石,可為帶銙”,永昌府即今日保山地區,恰是現代地質勘探發現舒俱來石礦點的區域,印證了其作為飾品原料的歷史傳承。
敦煌莫高窟第 285 窟西魏壁畫中,供養人腰間佩戴的紫色佩飾,其“云霧狀紋理”與“半透明質感”,與冰種紫羅蘭舒俱來石的視覺特征高度一致。結合壁畫題記“比丘尼慈勝供養”,可知舒俱來石飾品在當時已滲透到宗教人士的服飾體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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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一田說,舒俱徠石在史前至先秦就已有初級加工技術。云南海門口遺址出土的舒俱來石吊墜,邊緣保留有連續的琢痕,孔徑呈喇叭狀,采用的是“線切割 + 管鉆”工藝,與同時期玉石加工技術一脈相承。這種加工方式在良渚文化紫石珠上同樣存在,表明先民已掌握針對舒俱來石硬度(5.5-6.5)的適配性加工方法。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史前飾品多選擇顏色均勻的皇家紫品種,反映出先民對石材品質的早期認知。
商代殷墟婦好墓出土的舒俱來石串珠,表面經過精細打磨,呈現出蠟狀光澤。通過顯微鏡觀察,珠體表面有橫向研磨痕跡,推測使用了砂巖質磨具。這種加工精度在商代晚期達到頂峰,與甲骨文“琢紫石”的卜辭記載形成技術與文獻的互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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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至唐宋是舒俱徠石的工藝巔峰,劉一田說,漢代舒俱來石加工呈現“分工細化”特征。獅子山楚王墓出土的帶鉤,鉤首采用圓雕工藝,鉤身透雕云氣紋,底部則采用陰刻線勾勒神獸輪廓,多種技法的結合顯示出專門化的工匠群體已經形成。河北滿城漢墓出土的舒俱來石劍璏,表面采用“鎏金錯銀”工藝,將紫色石質與貴金屬完美融合,開創了“石金結合”的裝飾傳統。
唐代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瑿珀色石串飾”,經檢測實為含石英共生礦的舒俱來石。這些石珠采用“鼓形”設計,孔徑內壁打磨光滑,串繩痕跡清晰可見。地宮《物帳碑》記載其為“佛指舍利供養具”,表明舒俱來石飾品已進入宗教供養體系,工藝價值與精神價值實現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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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系作者收藏的我國遠古時期舒俱徠石藏品
古人佩戴舒俱徠石習俗背后的信仰與審美是什么?
劉一田說:舒俱徠石首先是“通神”的媒介。史前先民對紫色礦物的偏好,與“天玄地黃”的宇宙觀密切相關。良渚文化紫石飾多與玉琮同出,而玉琮被認為是“溝通天地”的禮器,紫色作為“天地中央”的象征色,使舒俱來石自然具備了宗教媒介功能。云南彝族古籍《梅葛》記載的“紫石鎮宅,妖邪不侵”,保留了這種原始信仰的遺存。
商代甲骨文中“貞:用紫石于河,有年?”的卜辭,記錄了將舒俱來石作為祭祀河神的貢品。結合殷墟出土的紫石飾多發現于祭祀坑,推測其在商代祭祀體系中承擔著“通神”的媒介角色,這與古埃及將紫色礦物視為“神之血肉”的觀念有著跨文明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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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系作者收藏的我國遠古時期舒俱徠石藏品
劉一田說:舒俱徠石還是階級社會中的身份標識。周代禮樂制度下,舒俱來石飾品的使用形成嚴格規范。《禮記?玉藻》“君子佩玉,左結佩,右設佩”的記載,與兩周墓葬中紫石佩多出土于墓主左側的考古現象吻合。這種佩戴位置的差異,反映了“右主兵、左主禮”的等級觀念,紫石佩作為“禮玉”的補充,成為貴族身份的可視化符號。
漢代“九品中正制”確立后,舒俱來石的使用等級進一步明確。《后漢書?輿服志》記載“公侯紫石佩,卿大夫蒼石佩”,徐州楚王墓與普通官吏墓出土的紫石飾品在體量、工藝上的巨大差異,正是這種制度的物質體現。這種等級標識功能延續至唐代,《唐六典》明確規定“三品以上服紫,佩紫石”,形成“服色與佩飾”相匹配的禮儀體系。
中國先民對紫色的偏好,為舒俱來石的流行提供了文化基礎。《論語?陽貨》“惡紫之奪朱也”的記載,從側面反映出春秋時期紫色已成為主流色彩。舒俱來石的皇家紫、櫻花紫等品種,恰好契合了“濃紫為貴、淺紫為雅”的審美梯度,其天然形成的云霧狀紋理,與中國傳統繪畫“虛實相生”的美學追求高度契合。
這種審美傳統在宋代達到成熟。米芾《硯史》記載“紫石硯,色如瑿珀,紋如流云”,這里的“紫石”雖指硯材,但“色紋相濟”的審美標準與舒俱來石飾品一脈相承。宋代士大夫墓葬中出土的舒俱來石佩,多選擇冰種紫羅蘭品種,追求“清透雅致”的質感,反映出文人審美對飾品選擇的深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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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系作者收藏的我國遠古時期舒俱徠石藏品
劉一田說,盡管云南已發現舒俱來石礦點,但目前尚無明確的古代開采遺址被發現,所以至今存在本土礦源與貿易通道的爭議。有學者結合《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蜀身毒道”的記載,提出先秦時期可能存在舒俱來石的跨境貿易,將南非、日本的礦源與中國西南地區連接起來,但這一假說缺乏考古實證。結合考古方面的情況及現有藏品共同佐證,我認為,舒俱來石在中國最早被開采和應用。
劉一田說,長期以來,舒俱來石被誤認為是“現代發現的寶石”,其在中國古代的應用歷史被遮蔽。云南劍川等遺址的考古發現與礦物學檢測,不僅改寫了舒俱來石的應用史,更揭示了中國先民對礦物資源的早期認知與利用智慧。這些紫色遺珍所承載的工藝技術、禮儀制度與審美觀念,為當代珠寶設計提供了深厚的文化養分。
從良渚文化的紫色石珠到唐代的宗教供具,舒俱來石飾品在中國歷史長河中綿延三千年未曾中斷。這些器物不僅是物質文明的見證,更凝結著先民對宇宙、等級與美的深刻思考,為解讀中國古代物質文化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來源:頂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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