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中風引起的面癱，這一方藥簡力專！

方與圓

雨水順著瓦當往下滴，一滴，兩滴，在青石板上鑿出淺淺的坑。祖父彎腰撿起一塊青磚，在手里掂了掂，像是掂量一生的分量。“你看，”他說，“方的。”

是的，方的。老屋塌了，碎了一地的磚，沒有一塊滾圓的。倒是院子角落那幾個石碾子，圓溜溜地躺在泥水里，碾槽里積著昨夜的雨。它們碾過谷，碾過麥，碾過好些個年頭的收成，現在卻連自己都立不住了。

祖父是木匠。他做了一輩子的方——方桌、方凳、方柜子，連他的人都像是用方木料打的。我見過他年輕時的照片，站在刨花堆里，肩上搭著角尺，人站得筆直，像他手下還沒完工的門框。

鎮上的王叔是圓的。我記事起，他就是圓的。說話圓，辦事圓，連笑起來眼睛都瞇成兩條圓弧。“老哥哎，”他總這樣拍祖父的肩，“這世道，得像水，哪兒低往哪兒流。”祖父不接話，繼續刨手里的木料，刨花打著卷兒從刨口吐出來，也是方的——方木頭刨出來的花，哪怕卷曲著，也帶著直的骨子。

那年鬧木材荒。王叔從外地運來一車“便宜料”，鎮上好些人家都買了。他推著獨輪車到我們家門口，車輪吱呀呀地轉，轉出一個個濕漉漉的圓印子。“就剩這些了，”他擦著汗，“給您留著。”

祖父蹲在木料前，一塊一塊地摸。摸紋理，摸干濕，最后把臉貼上去，閉著眼聽。半晌，他直起身：“這料，心里空了。”

王叔的笑還掛在臉上，卻已經僵了。“您這話說的……”

“水泡過的木頭，”祖父敲敲料子，聲音悶悶的，“聽著就不對。”

后來，買那批料的人家，柜門關不嚴了，桌子腿瘸了，椅子坐著坐著就“嘎吱”一聲。只有我們家的老方桌，年年上漆，越用越亮，桌面能照見人影。

雨下大了些。瓦當上的水串成了線。祖父領我走到老屋地基前，那里還露著最底下的一層石基，石縫里長出了青苔。

“這是你太爺爺砌的。”祖父的手撫過石頭，像撫過時光的脊背，“他說，地基要方，房子才正。人也是一樣。”

我父親是祖父的兒子，也方。他在城里蓋樓，蓋的都是方的樓。有次回家，他黑著臉喝悶酒。母親悄悄告訴我，他為了批料的事，和領導拍了桌子。“樓歪了，要出人命的。”他就這一句話。那年他少拿了不少錢，但夜里睡得踏實。

去年，那個樓真出了事。不是父親蓋的那棟，是旁邊那棟，用的是“靈活處理”過的料。父親被調查組找去，他只說：“我早說過。”三個字，方方正正，像磚。

推土機來了，轟隆隆的，把廢墟震得發顫。工頭遞煙過來，祖父擺手，從懷里掏出個布包。布是靛藍的老布，一層層打開，里頭是把角尺。木頭的尺身泛著暗紅的光，銅邊讓歲月磨得薄了。

“我師父傳的。”祖父把角尺放在一塊完整的青磚上。雨水順著尺身流，在磚面上沖出細細的溝。尺是直的，磚是方的，雨是斜的——在這片廢墟上，只有這把尺子還守著它的直角。

“九十度，”祖父說，“多一度就翹，少一度就塌。”

我忽然想起鎮外的老城墻。也是方的磚壘的，壘了幾百年。墻頭上長過草，棲過鳥，挨過炮火，可還站著。而鎮口那座漂亮的圓亭子，三年前塌了——據說是因為基座用了“圓融”的砌法。

雨小了些，成了霧蒙蒙的絲。祖父收起角尺，望著遠處正在長高的新樓。塔吊的長臂緩緩轉動，吊起一個個方形的混凝土構件。那些構件在空中搖晃，可一旦落進該在的位置，就成了樓的一部分，從此再不動搖。

“人啊，”祖父的聲音混在雨霧里，“可以學著說話軟和，做事周全，可心里得有一塊地方，是方的。這塊地方不能磨，一磨，人就飄了。”

離開時，我又看了眼那些石碾子。它們還躺在泥里，圓滾滾的身子半陷著，碾槽里積的水映著灰白的天。而散落各處的青磚，雖然東倒西歪，可每一塊都還保持著棱角——那些被風雨磨過、被時間啃過的棱角，反而更清晰了。

夜里，我夢見自己滾下山坡。起先是圓的，滾得飛快，風在耳邊呼呼地響。我想停，停不住；想抓，什么也抓不住。后來我變成方的，滾不動了，只能一下一下地磕著地面往前挪。痛，慢，可每一步都踏在實處。最后我停在一堵墻前，和無數方磚壘在一起。風雨來了，我們以直角相抵，誰也沒有后退。

醒來時，晨光正從窗縫擠進來，也是方的——窗框是方的，光就成了方的。我打開父親留下的木盒，里頭躺著祖父的角尺，尺身上有行小字，是刀刻的：“寧方勿圓”。

我把角尺舉到光里。九十度，分毫不差。這個角度不討巧，不圓融，但它能丈量木頭，也能丈量人心。就像這晨光，從窗框方方正正地照進來，照在手上，是暖的；照在心里，是亮的。

外頭又響起了施工的聲音。方磚一塊塊壘上去，叮叮當當的，像在敲打這個早晨的脊骨。而昨夜雨水積成的小洼里，漂著幾片落花——圓的，粉的，很好看，可太陽一出來，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