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國企面臨下崗潮，楊成武怒言：讓工人自生自滅，我不同意

1997年8月的一個午后，京城氣溫逼近三十五度。國資委一場內部座談會剛結束，會場外的走廊里人聲嘈雜，下崗、分流、買斷工齡等字眼此起彼伏。已年逾八旬、頭發花白的楊成武將軍靠著拐杖站在窗邊，聽得面色凝重。他淡淡地說了一句：“戰爭年代依靠老百姓，如今卻要讓工人自生自滅，我不同意。”這句話不高，卻像石子落水，立即激起漣漪。

外界一時不明白：一位離休十多年的開國將軍，為何在企業改革的關鍵節點突然發聲？理解這句話，需要把日歷往前翻。1930年秋，十六歲的楊成武在福建長汀縣加入中國共產黨，從那天起便把“群眾”兩個字刻進了心里。四年后，他隨紅四團踏上長征。面對夾金山的風雪、烏蒙山的險峻，他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人沒了，一切都沒了；人活著，就有明天。”對他而言，任何戰略都得為人服務。

1935年5月，大渡河邊雪浪翻滾。蔣介石令部隊死守，妄圖憑河設關。楊成武與團長黃開湘研究對策，最終拍板：搶橋。22名突擊隊員綁緊繩索，沿著殘破的鐵索奮勇前進。兩小時拼殺，槍聲、硝煙、吶喊交織，西岸陣地終被拿下。楊成武當晚在火光下低聲清點人數，一連喊了幾遍“劉金山、李福林……”，無人應答。他把名冊緊握手中，沉默良久。那份名冊，直到晚年仍放在他的書桌抽屜。

抗戰八年、解放戰爭三年，他四次負傷，身上留下多處彈片。一顆子彈穿過右肺，他咬著紗布躺在擔架上，還不停囑咐警衛員：“替我看看部隊少沒少人。”失去的更有至親。1943年秋，尚在襁褓的次女暴病離世；1944年初長子染疫；同年春節前夜，二女亦未能幸免。建國后又逢十年動亂，母親、大女兒、妻舅先后離世。有人勸他保重身體，他擺擺手：“扛得住的。”

1986年5月，長征勝利五十周年。楊成武再次來到瀘定橋。陽光正好，河面平靜，他卻紅了眼圈。“戰友啊，只剩我一個，你們在哪？”隨行人員后來回憶，這聲呼喊在橋面上回蕩良久。那晚，他在旅館里寫下短短一行字：不丟下人民，也不忘兄弟。

時間回到九十年代中期。國有企業累積多年的體制矛盾集中爆發，減員增效成了高頻詞。鋼鐵、紡織、機械等老牌廠子一夜間拉下卷閘門，大批工人走出廠區，手里的藍布包里只有一張薄薄的補償協議。有人說改革勢在必行，有人說騰籠換鳥，但更多人不知明天的飯碗在哪。街頭巷尾彌漫焦慮；工會、信訪室擠滿了人。

就是在這種氛圍里，楊成武站了出來。他給有關部門遞交意見，措辭平實卻鏗鏘：一、現役軍人可以在血戰中互救，離崗工人也需組織托底；二、凡涉及民生，需給出可操作性方案，而非一句“自行擇業”了事；三、退休金、醫療等福利不能中斷，否則就是動搖軍心民心。字里行間沒有口號，只有對“人”的反復強調。有人擔心這番言論太尖銳，他回以一句“我不怕得罪”。

決策層最終采納了部分建議。1998年6月，“再就業工程”率先在東北數個老工礦區試點。對口培訓、公益性崗位、失業保險統籌跟進，雖未能解決所有問題，卻在最困難的拐點上給不少家庭遞去一根“救命稻草”。談及此事，時任勞動部門負責人回憶：“楊老的批評言辭嚴厲，卻句句戳要害。”

其實，這并非他第一次為百姓“頂風張目”。解放初的土改、五十年代初的復員安置、七十年代末的退伍軍人政策，他都曾建言。原因很簡單：沒有群眾，就沒有革命勝利；沒有革命勝利，也就沒有共和國。

有人問他，對自己一生最得意的事怎么看？楊成武擺手：“別提我。”沉吟片刻，他補充：“假若當年部隊在狡黠地繞過那群跟著隊伍的老鄉也能跑得快些，但我們沒這么干，如今想起來心安。”他指的是1938年在狼牙山轉移時，無論戰局如何緊迫，都堅持帶著百姓一起突圍的往事。

1999年初春，他在《解放軍報》上發表短評《勿忘群眾是根》。稿子不長，卻一語中的：“老百姓用小車推出了勝利，也能托舉住改革，只要不讓他們掉進空擋里。”刊發后，不少下崗干部給他寄信，信里夾著的是褪色的工作證、破舊的勞動保護手冊，還有半破的照片。他一封封看，眼角濕潤。

2004年2月14日，清晨六點三十分，解放軍總醫院傳出噩耗：楊成武因病醫治無效，與世長辭，享年九十歲。吊唁大廳外排起長隊，灰呢子大衣的老工人、拄拐的志愿軍老兵、推著自行車的快遞小哥都來送別。人們手捧白菊花，神情黯然。一位來自東北重工業基地的中年漢子把舊飯盒放在花籃旁，低聲道：“老首長，您放心，我們會挺過去。”

鞭炮聲靜，禮兵三響禮炮后，靈車緩緩駛離，隊伍中傳來輕輕的軍歌。有人抬頭望灰蒙天空，任寒風掠過。那一刻，許多人才明白，二十世紀中國的烽火、陣痛與重生，都在這位老人身上留下深刻印記；而“不能丟下人民”這條鐵律，竟成了他一生說得最多、也做得最真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