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周總理和外賓會談，接過工作人員一張小紙條后，總理罕見失態

1954年4月24日傍晚，瑞士日內瓦機場云低風急，燈光卻亮得刺眼。中國政府代表團剛一落地，三百多名記者蜂擁而至，閃光燈像雨點落在周恩來身上。周總理側身，讓出了身后的女翻譯——龔澎。那一刻，許多外國記者記住了她的從容。

機艙門到貴賓室不過短短幾十米，每個人的腳步都被好奇心推著往前。有人低聲詢問：“那位神態鎮定的東方女士是誰？”另一名記者回答：“情報司司長，名字叫龔澎。”自此，新聞電報里多了一個既陌生又頻繁出現的中國名字。

時間撥回到1938年初的延安。厚重黃土，高低窯洞，城市青年龔澎第一次真正同工農干部擠在一張長凳上聽課。窯洞頂上炭煙卷成漩渦，她卻聽得入神。幾個月后，她隨隊赴太行，在途中偶遇彭德懷。彭老總拍著馬鬃，爽朗地說：“姑娘，你留在總部吧，敢不敢？”“敢！”簡單一句，將她的人生軌跡固定在前線指揮部的臺賬和收發電碼之間。

1940年初秋，她抵重慶紅巖村，第一次走進周恩來的辦公室。周總理放下文件，指著墻上的地圖考她：“看清楚了沒有？”“歐洲戰局、華北抗戰，還有一張被簾子擋住的一半。”周恩來輕輕點頭，笑意不露聲色，“觀察力不錯。”從那天起，她成了南方局外事組里最年輕的聯絡員。

夜色中的桂園燈火常常堅持到凌晨四點。周總理批文件、會客、口授電報，龔澎則在一旁跟著記，把煮涼的咖啡一口悶下。一次她打起盹，被總理提醒：“年輕人，還沒我精神好。”這句略帶調侃的話，她后來提起時總是面帶羞澀，卻也自豪——能被這樣嚴格的人看在眼里，說明值得信任。

1949年11月，外交部第一次全體會議在西花廳召開。龔澎坐在靠窗的位置，被任命為情報司司長。那年她三十五歲，是與會者中唯一的女司長。她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我只是周總理身邊的普通工作人員。”但事實證明，很多急件只有她敢拍板，很多外電只有她翻得又快又準。

有意思的是，周恩來時不時會拿起電話直接撥情報司。“我是周恩來，請幫忙查一下×××的來歷。”聽筒另一端的人常常愣住兩秒才反應過來。龔澎每逢此時便放下手頭全部工作，拉著同事搜資料、寫要點，天亮前一定把材料送到總理辦公桌。

1960年代后期，超負荷的節奏一點點掏空了她的健康。1970年5月，她因膽囊問題住進醫院。主刀醫生會診時，周恩來突然到來，站在病床前足足十分鐘沒說話，只輕輕為她把脈，隨后交待一句：“無論如何，要盡全力。”

9月20日下午三時許，西花廳里又有一場重要的外賓會談。氣氛如往常一樣友好，話說到一半，隨員輕步進門，把一張紙條放到周總理手邊。總理低頭掃了一眼，指尖卻停住了。他抬起頭，目光在室內繞了一圈，像在尋找什么。短暫沉默后，他壓低嗓音：“她走了……龔澎走了。”發言一度中斷，即便老練如他，也難以在瞬間平復。

外賓并不明白發生了什么，但看著周恩來的神情，都自覺放慢語速配合氣氛。幾分鐘后，會談繼續，卻再沒有人提起方才的失態。會議結束，周總理回到休息室，久久沒有坐下，只對貼身秘書說了一句：“發訃告，務必準確。”

次日清晨，外交部黑底白字的訃告貼在院門口。干部們接到通知趕來悼念，操場上沒有哭聲，更多是沉默。龔澎工作過的情報司辦公室，桌面上仍攤著她最后一份未修改完的稿件。值班員小聲喃喃：“昨天還說手術后要回來加班的。”

她終年五十六歲。毛主席得知消息，只簡單評價：“好同志。”話不多，卻分量極重。

在后來很長一段時間里，西花廳深夜燈光依舊，但再沒人能像她那樣把紛繁電報捋成幾行清晰條目；新聞司的簡報格式幾經更迭，仍沿用她定下的章法。周恩來偶爾提到女同志的培養，總會補上一句：“龔澎那樣的骨干，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