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劉峙慶生登上印尼新聞，蔣介石得知后，向他提出一個要求

1950年春，臺北松山機場的機庫里堆著一箱箱來自東南亞的報紙，情報人員沒日沒夜翻閱，只為掌握流亡將領的去向。劉峙的名字，一直沒出現。有意思的是，淮海戰役結束不過一年多，很多人還嘲笑他“從前線指到后方，指哪兒丟哪兒”，卻沒人知道他已經在赤道以南安身。

順著時間往回推，1949年初，南京難以久守，蔣介石計劃向臺灣轉移。劉峙在桂林借宿時收到電報，內容寥寥：“來臺共商軍情”。他沒接茬，轉身去了香港，再轉乘輪船到新加坡。朋友問他為何不去臺北，他聳聳肩：“去了還能領兵？還不是挨罵。”這句戲言，后來被港口碼頭工人當茶余笑談。

兩個月后，他抵達雅加達。那時印尼剛獨立不久，教師奇缺，華校甚至用舊書報充課本。劉峙自認打仗不成，但《左傳》《資治通鑒》爛熟于心，于是索性在一所華文中學掛職。校務會議上，校董試探：“劉先生可愿兼教印尼史？”劉峙擺手：“中國史還講不完，先把大綱厘清。”這種學究脾氣，居然讓華僑家長格外信任。

1951年，學校舉辦運動會，他給學生講《孫子兵法》，把陣型排成“雁行”。孩子們跑得東倒西歪，卻也玩得痛快。雅加達《影星日報》做了整版報道，稱他是“懂兵法的儒者”。短短兩年，劉峙課酬、講座費加在一起，足夠在市郊買棟小樓。此刻的他，距離昔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已然天壤之別。

1953年6月18日清晨，印尼華文電臺播報：“今日雅加達華僑社會為劉峙先生舉行六十四歲壽宴。”同一天，《新火報》配了照片：劉峙身著長衫，頭戴瓜皮小帽，神情輕松。新聞通過商社電報傳到臺北外交部檔案室，幾小時后就擺在蔣介石書桌。負責遞報的秘書心里直打鼓，沒料到蔣竟輕輕一笑：“人沒事就好。”

7月初，蔣介石通過駐印尼商會給劉峙捎話：“重回部隊不強求，但總得回來，家眷一并接走。”這句話既像命令，也像交情。不久，商會代表出現在劉家客廳。對方轉述：“委員長請您移居臺灣。”劉峙沉默半晌，只回了四個字：“家人安否？”對方點頭：“費用全包，船票已定。”

短短一句對話，敲醒了他那顆漂泊多年的心。不得不說，他既擔心失敗舊賬，又眷戀雅加達穩定的日子。試想一下，一個昔日掌軍幾十萬的上將，如今要離開滿堂學生，再度投向復雜的人事關系，這種猶豫再正常不過。

8月6日傍晚，華僑中學操場燈火通明，學生們為他送行。有人問：“校長會回來看我們嗎？”劉峙勉強露笑：“讀好書，自會再見。”校工回憶，那一刻他背影并不蕭索，反而透出久違的決斷。

8月下旬的基隆港，碼頭起霧，客輪緩緩靠岸，劉峙扶著甲板欄桿，望向堆滿軍火箱的岸口，心頭百味雜陳。蔣介石沒有親自迎接，只派參謀長趙繼賢遞上一張紙，紙上寫著：“暫居淡水別墅，靜候安排。”安排究竟是什么，沒人說明。

直到1954年春，他才被任命為“總政治顧問”，無實權，卻每月照發薪餉。據老部下回憶，他常提筆批改講義，筆記本仍寫“雅加達”三個字。也有人開玩笑：“劉上將一輩子打過的仗遠沒有改過的作業多。”

值得一提的是，臺灣軍事高層對他態度復雜。有人敬他資格老，有人怪他誤了黃百韜。李彌在一次酒局失口：“淮海若換別人，未必如此。”話音甫落，劉峙輕輕放下酒杯，未作辯解。旁人轉述，他回到寓所，只寫下一句舊詩：“功名一場大夢，殘棋幾局閑人。”

1957年后，他逐漸淡出公開場合，偶爾在輔仁大學講史。學生作筆記發現，他談魏晉南北朝時最投入，談抗戰則語速放緩，至于解放戰爭，他往往只點評一句：“知人難，知己更難。”聽者莫不屏息。

1968年1月，劉峙病逝臺北，終年七十八歲。訃告用的仍是早年的軍職頭銜，卻特地加上“前雅加達華僑中學校長”字樣。熟悉他的老人議論：“他最后的惦念，大概還是那群學生。”這句閑聊，沒有被寫進任何檔案，卻悄悄流傳在兩岸商船的甲板上。

漂泊東南亞，折返臺灣，劉峙的一生就此畫上句點。歷史研究者多關注他的失誤，卻極少提及那張印尼報紙的壽宴合影。照片里，他笑得毫無防備，像個普通教書匠，而不是那個在淮海調度失敗的“五虎上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