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996更可怕的，是這兩把“隱形枷鎖”！社會學家早已看透一切

中國職場打工人平均每周工作時間已逼近49小時，相當于每天近10小時，這一數據遠超諸多發達國家——美國每周34小時、日本31小時、德國不足30小時，平均每天不到6小時。

在我國，三分之一的人每天實際工作10至12小時甚至更久，不少人早已脫離正常上班范疇，長期處于高壓過勞狀態。

多數人不敢停下腳步，近三分之二的打工人肩負養家糊口的責任，背負房貸車貸的壓力，絲毫不敢松懈。更令人困擾的是，父母輩難以理解這份焦慮。在他們眼中，一份工作是能做一輩子的事業，八級工、勞動模范的榮譽足以成為一生的印記，為何到了這一代，工作竟成了單純為生存奔波的苦差事？

這種集體焦慮，源于我們正處于兩個時代的夾縫中，被兩套相悖的邏輯裹挾。社會學大師齊格蒙特·鮑曼在《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中，精準剖析了這種困境：父輩生活在生產型社會，核心驅動力是工廠與車間的生產活動。

社會如同精密機器，對人的要求明確，需成為合格生產者，個人價值取決于生產力、技術等級、服從性，以及為長遠目標忍耐當下辛苦的能力。

為塑造合格生產者，社會形成了“工作倫理”：工作本身即是美德，不工作是可恥的，安于現狀是愚蠢的，休息也只是為了更好地工作。

這套倫理背后是嚴格的紀律，要求人們日復一日爭分奪秒工作，即便看不到工作意義，也需淪為龐大機器中可替換的一環，本質上是用道德感規訓個體。

時代在我們這一代徹底轉向，進入鮑曼所說的消費型社會，游戲規則完全改變。驅動社會的核心不再是生產，而是消費。

個人的核心標簽，不再是生產了什么，而是消費了什么——開的車、住的房、穿的品牌、打卡的網紅店，甚至聽的歌、看的書，都成為定義自我的依據。

規訓方式也隨之升級，當代人正面臨雙重規訓。

第二重規訓來自當下的消費美學，更為隱蔽精致。廣告、櫥窗等不斷傳遞信號：擁有的物品定義個人價值，買下特定商品，才能配得上更好的生活。它甚至制造消費羞恥——走進豪華商場不消費會不自在，手機不是最新款會覺得抬不起頭。

其核心是讓人永遠感到不滿足，欲望無限膨脹，手機一年一換，車子頻繁更新，人們始終在追逐潮流，又始終處于過時的邊緣。

荒誕的循環由此形成：被工作倫理驅使著拼命工作，賺取消費的資本；再被消費美學誘惑著掏空口袋，試圖通過消費驗證工作意義、塑造理想自我。

多數人陷入“生產為了消費，消費刺激更多生產”的閉環，年輕人自嘲“牛馬”，正是這種生存狀態的真實寫照。前有消費主義描繪的光鮮圖景，后有工作倫理的道德約束，人們一邊厭惡工作一邊不敢停歇，一邊渴望消費自由一邊被欲望捆綁。

這并非單純的資本陰謀，而是整個社會都深陷其中的系統。品牌需不斷推新避免被市場遺忘，短視頻算法需實時更新維持用戶興趣，就連日常問候“買房了嗎？買車了嗎？”，都在為消費型社會推波助瀾。

破局的第一步，是看清這種夾縫處境。

首先要學會給情緒按下暫停鍵，當焦慮來襲時，分清是工作倫理的約束，還是消費美學的誘導，從被動接受轉向主動認知。

要主動選擇遵循的規則，不必同時迎合兩套相悖的標準，選定后便放下另一套體系的評價，避免自我內耗。

最后，主動尋找創造感，哪怕是做一頓飯、深耕一個愛好、優化一項工作流程，讓過程本身成為回報，擺脫消費社會帶來的空虛感，重新定義自我價值，而非僅作為消費終端存在。

真正的出路不是逃離系統，而是在其中找到屬于自己的節奏。在某些時刻，不為工作倫理或消費美學而活，只為自身體驗而存在，每一次這樣的嘗試，都是對被規訓自我的和解與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