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九五〇年一月六日，北京這天冷得夠嗆，風刮在臉上跟刀割似的。
就在這天，一份來自大英帝國的照會，擺到了新中國外交部的辦公桌上。
英國人的架子端得很足，信里的那股子傲慢勁兒，隔著紙都能聞出來。
那意思大概就是：咱們大英帝國還是講道理的，既然你們共產黨坐了天下，接管了紫禁城，那是不是該把以前那個“大家長”欠的一屁股債，連本帶利給結一下？
這事兒要是擱在幾年前，哪怕是蔣介石那會兒，看到洋大人的催債信，估計早就嚇得腿軟了。
那時候的邏輯是“父債子還”，不管誰當家，只要想在國際上混個臉熟，這筆錢就得認。
這叫“國家繼承”，是西方人定的規矩。
可惜，這回英國人算是瞎了眼。
這封信遞進去，別說銀子了，連個響兒都沒聽見。
等了半天，只等來一句讓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都破防的回復：“舊中國的爛賬，新中國一概不認。”
這哪是賴賬啊，這分明就是把桌子給掀了。
咱們現在回頭看，總覺得1949年紅旗一插，好日子就來了。
其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那時候的新政權，屁股底下坐著的不是金鑾殿，而是一個隨時可能爆炸的火藥桶。
這個桶里裝的不是火藥，是高達七億三千萬兩白銀的巨額債務。
這是個啥概念？
我也沒忍住去查了下數據，如果不算通脹，這筆錢在當時能把半個歐洲的重工業打包買下來；要是攤到當時四億老百姓頭上，每人不吃不喝干上好幾年，連利息都填不滿。
這哪是還債，分明是拿鈍刀子割肉，一刀接一刀，直到把骨髓都榨干。
這筆爛賬，說白了就是從1840年開始，大清王朝拿國運當籌碼，輸給列強的一張張“賣身契”。
翻開那本血跡斑斑的賬簿，你都不敢細看。
《南京條約》賠兩千一百萬，《馬關條約》賠兩億，最狠的是《辛丑條約》，連本帶利那是九億八千萬兩白銀。
那是庚子賠款啊，當時西方列強按著每一個中國人的腦袋，一人罰一兩銀子，侮辱性極強，傷害性極大。
更絕的是，后來西方人哪怕是借錢給中國修鐵路、開礦山，那心眼兒也是壞透了。
借你錢修路，路權歸他；借你錢開礦，礦歸他管。
這不就是現在的“套路貸”嗎？
中國越還越窮，越窮越借，最后國家的主權跟切香腸似的，一段段全進了洋人的嘴里。
到了民國那陣子，不管是袁世凱還是后來的南京政府，為了求洋人給個笑臉，承認他們的合法地位，那是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砸鍋賣鐵也要還這筆冤枉錢。
結果呢？
國家財政的大頭全拿去還債了，剩下的三瓜兩棗才用來養兵、發工資。
老百姓餓得在那吃觀音土，海關的稅收卻源源不斷流進了匯豐銀行的保險柜。
這不就是個死循環嗎？
等到1949年，這個死結終于扔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面前。
當時的局勢，真叫一個兇險。
新中國剛成立，家里窮得叮當響，外面全是狼。
要是認了這筆賬，西方國家可能會給點甜頭，說不定能早點進聯合國，還能借點新債。
但代價呢？
那就是剛站起來的腰桿子，立馬又得彎下去，未來幾代人還得繼續給帝國主義當長工。
要是不認呢？
那就是徹底翻臉。
封鎖、禁運、撤資，這套組合拳肯定接踵而至。
那時候中國想在國際上買臺機床，估計比登天還難。
中南海的燈光，那幾夜估計就沒滅過。
毛主席那眼光毒啊，他早就看透了：這根本不是錢的事兒，這是要不要命的事兒。
他老人家有個著名的理論，叫“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
這話聽著挺客氣，其實殺氣騰騰。
意思就是：舊社會留下的那些臟東西、那些不平等條約、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特權，必須通通掃地出門。
屋子不掃干凈，進來的客人還是會把你當成那個好欺負的“東亞病夫”。
這時候，周總理手里其實是有法理依據的。
在國際法上，有個概念叫“惡債不償”。
啥叫惡債？
就是前任政府借的錢，如果不是為了國家建設，而是為了打內戰鎮壓老百姓，或者是被迫簽的不平等條約，那繼任的人民政府就有權不還。
你想想，當年列強借給清朝和國民黨的錢，多少變成了打在解放軍身上的炮彈？
多少變成了屠殺進步青年的槍支？
現在人民翻身做主人了，難道還要勒緊褲腰帶，去替殺人兇手還買刀的錢？
這事兒要是換我也不能忍。
毛主席這筆賬算得門兒清：這債，不能認，也不敢認。
一旦開了這個口子，新中國的底褲都得賠進去。
所以，當那些西方外交官拿著厚厚的合同找上門，以為能像以前一樣頤指氣使時，他們撞上的是一堵鋼鐵墻。
新中國政府的態度硬得像塊石頭：這是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是掠奪性的債務。
我們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這筆賬，直接勾銷。
這一招“釜底抽薪”，直接把列強給整不會了。
他們習慣了中國官員的唯唯諾諾，習慣了艦炮一響黃金萬兩的劇本，哪見過這種軟硬不吃的硬茬子？
但這代價也是慘痛的。
隨之而來的，是西方國家長達幾十年的經濟封鎖。
美國的第七艦隊直接橫在臺灣海峽，各種禁運清單像雪片一樣飛來。
那時候，中國別說進口高精尖設備了，就連買點橡膠、汽油都得偷偷摸摸轉好幾道手。
可是，咱們現在回過頭來算一筆大帳。
原本要流向倫敦、紐約的白銀，被強行截流在了國內。
這筆錢去了哪兒？
它變成了大慶油田轟鳴的鉆機，變成了攀枝花流淌的鐵水，變成了連接大西北的鐵路，甚至變成了羅布泊那聲震驚世界的驚雷。
試想一下，如果當年為了所謂的“面子”和“信譽”，背上了那七億多兩的包袱，這幾十年中國老百姓勒緊褲腰帶創造的財富，恐怕大半都要拿去交“保護費”。
那我們今天別說搞什么基建狂魔了，恐怕連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都還沒影兒呢。
尊嚴這東西，從來不是靠委曲求全買來的，是靠拳頭和骨氣打出來的。
1949年的那個冬天，雖然冷，但人心是熱乎的。
當新中國決定不再為前朝的腐敗和無能買單的那一刻起，這個古老的國家才真正切斷了百年來吸在身上的最后一根血管。
那個當初給北京寫信催債的英國外交官，估計到死都沒想明白：為什么以前百試百靈的賬單，到了毛澤東手里，就成了一張廢紙？
其實答案很簡單，因為坐在談判桌對面的，不再是代表家族利益的朝廷，而是代表四萬萬人民的新中國。
這筆賬，賴得好，賴得硬氣，賴出了一個嶄新的未來。
后來我在一份解密檔案里看到，那位英國外交官在給倫敦的回電里，只無奈地寫了一句話：“他們和以前的中國人，不一樣了。”
參考資料：
裴堅章，《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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