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么越來越痛苦 —— 直播對談姜濤醫生

直播時間：2026年1月17日20:00

本周六，“渡過”直播間有幸邀請了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安定此心》作者姜濤做客。在三十年的臨床生涯中，他見證了人類心靈最堅韌的復蘇力量，也執筆書寫下醫患之間彼此守望的生命敘事。

本次直播，姜濤醫生將與我們共同探討：過去三十年來精神醫學的發展與大眾心理健康的變遷，求醫康復之路的變革與家屬陪伴的意義，以及當代青少年心理的真實現狀。

歡迎預約直播，一起聆聽、思考、參與對話。

前言

被壓抑、未經處理的痛苦不會消失，而是外化在我們的身體和行為上。

人有時會無法控制地傷害自己。我們常在新聞中看到，青少年把自己的手臂劃滿傷痕；有的人厭食，有的人暴食。孤立地看，這是一些極端行為，但實際上它們背后都有共同的精神因素。在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工作30年的姜濤醫生告訴我們，許多長期被壓抑、未曾處理的痛苦，并不會自動消失，它們常常會外化在我們的行為上。

青少年劃手腕會成癮，是因為割傷后身體會釋放“內啡肽”。這種天然止痛物質效果類似嗎啡，對長期處于焦慮、壓抑中的人來說，成了他們少數能獲得“平靜”的方式。更關鍵的是，這種平靜會被大腦像記住毒癮一樣牢牢記下，把自傷誤判為“解壓成功”，從而產生依賴。

姜濤接診過一對母女。女兒厭食，母親卻暴食，甚至把女兒的嘔吐物加熱吃掉。這種病態共生的背后，是母親在竭力否認女兒的病情——她想通過不斷替女兒進食、維持表面正常，來回避“我不是個好媽媽”的恐懼。

這些都是精神疾病。它們有來源，可以被診斷，部分也能夠被治愈。但現實中，這些痛苦往往沒有被科學對待。比疾病本身更讓人無力的，是社會對精神痛苦的漠視。一個凌晨四點，姜濤剛搶救完兩位自殺未遂的女孩，窗外清潔工已開始清掃街道。那一瞬間他深受震動：我們日復一日清理著街角的垃圾，卻對內心那些正在腐爛的痛苦視而不見。

姜濤的工作，就是去識別和診斷這些“非凡”的痛苦。三十年間，他目睹了中國人精神圖景的深刻變遷：日門診量從寥寥無幾增至三千余人；患者主體也從以精神分裂癥為主，轉變為近八成受情緒問題困擾——抑郁、焦慮、雙相，已成為這個時代的心理印記。

這是一個越來越痛苦的時代嗎？為什么以前很少聽說抑郁，如今卻仿佛無處不在？

他的解釋冷靜而清晰。一方面，隨著醫學進步，我們近二十年才真正學會識別抑郁癥——許多抑郁、雙相患者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會被誤診為精神分裂癥。

更深層的原因是，情感類疾病確實變多了。抑郁、焦慮在2010年后顯著增長。姜濤認為，這源于時代巨變：二三十年前，生活節奏緩慢，收入差距小，價值觀統一，那種個性被壓抑，“自我”尚未覺醒的狀態雖避免了精神危機，卻是低檔次的“健康”。

而今，創傷的來源多而分散。現實與期待的任何落差，都可能成為壓垮一個人的應激源。在姜濤看來，當代人正陷入一種悖論式的困境：為應對生存焦慮，人們拼命工作，將壓力與情緒深埋心底；然而，當奮斗終見成效，終于可以放松下來時，許多人卻崩潰了。

“軀體化”是痛苦的另一種外化形式。心悸、頭痛、腸胃紊亂等癥狀出現，去對應科室卻查不出問題。實際上是心理承受已瀕臨極限，以致痛苦改頭換面，讓身體成為它的代言人。

與姜濤的對談，讓我想起一段關于“工作狂”的論述，它描摹的正是當下社會生活給我們的感覺：“我們重新喜歡工作，是因為經濟生存變得更加困難，日常生活變得孤獨和乏味。都市生活變得如此悲傷，以至于我們不妨將其出售以換取金錢。”

面對痛苦，我們能做什么？姜濤認為，首先要“看見”。這個詞雖被說濫，做到卻難。看見痛苦是一種需要培養的能力，也需要精神科學的知識作為根基。在接下來的對話中，我們探討了當下最普遍的“癥狀”如何發生——孩子為何割手腕、成年人為何軀體化；治愈為何如此艱難，以及，希望究竟在何方。

以下根據姜濤的講述與他即將出版的新書《安定此心：我當精神科醫生的12000天》整理而成：

痛苦的進化：一部30年疾病變遷史

1992年，我從哈爾濱醫科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安定醫院。那時的醫院只有一棟灰撲撲的四層小樓，樓上三層，卻塞了六百多名患者，大多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

當時的精神病學還很落后，許多疾病病因不明、治療不成體系。大多數患者都被籠統地歸為“精神分裂”，治療方案單調，藥物選擇屈指可數。我們每天的醫囑大同小異，除了跟著上級醫生開藥，也沒太多事可做。

但治法單調，人卻不單調。如果說想參透人間百態就該去醫院，那么想看盡人性奇觀，就來精神科。

有一年，我們科收治了一位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的老大爺。換病號服時，他死死護著衣襟不松手。我們都以為是病人常見的抗拒。剛解開兩顆扣子，嘩啦一聲，五六捆百元大鈔砸到地上。等徹底脫下外衣，我們都愣住了——老人瘦得皮包骨頭，但身上纏滿了錢：腰上像系了條綠腰帶，肋骨間也塞得鼓鼓囊囊，連大腿小腿都綁著現金。三十多萬現金在他身上泛著幽幽綠光。

那是我這輩子第一次見到那么多錢。要知道，在90年代初，這筆錢足以在北京買下一處四合院。

“都是我的！誰也甭想拿走！”老人激動地嘶吼。后來我們才搞清楚，他是怕子女侵占家產，才把畢生積蓄兌成現金，日夜貼身藏著。可醫院有規定，我們只能把錢交給他子女保管。

還有一次，兄弟兩人送一個小伙子來住院。那小伙子梳著小分頭。我問誰住院，弟弟一個箭步上前，指著“小分頭”就說：“他！”哥哥在旁邊沒吭聲。“小分頭”一聽就急了，從一臉茫然瞬間驚慌失措：“不是我住院！我沒病！”

在精神科，有些重癥患者確實缺乏自知力，被家屬哄騙來住院的情況很常見。看當時那架勢，我們都以為“小分頭”就是這種情況。我和護士交換了個眼神，沖上去架起他就往病房里帶。他拼命掙扎，我們只能合力把他按在病床上，用約束帶捆緊。

沒想到鬧了個烏龍。“小分頭”其實只是個來幫忙的朋友。真正的病人是那個弟弟——他一直躲在哥哥身后，反而先指認了別人。我們反應過來，拔腿就追，前后出動五個男醫護才把弟弟按住。等把他拖上樓安頓好，才想起病床上還綁著一個無辜的。趕緊回去松綁，一個勁兒地道歉。

沒有人樂意住院。那個弟弟后來總嚷嚷著是我們困住了他，想盡一切辦法逃離。我心想：我比你還想離開呢。

工作的頭一年，我從未停止向各大醫院投簡歷。其實從踏進這里的第一天起，我就想逃離。那時別說普通人對精神科敬而遠之，就連同行看我們也帶著異樣眼光。一次全市醫院大會上，一點名問“安定醫院的來了嗎？”，全場哄堂大笑——誰都明白，“安定醫院”幾乎成了“瘋子”的代名詞。

更讓我迷茫的，是看不到工作的意義。還記得第一天報到時，一位四十出頭的患者被兩人攙扶著，顫抖著挪過十幾米的走廊。他神情呆滯，形如老朽，出院單上卻寫著“痊愈”。我后來知道，是藥物在壓制癥狀的同時，也吞噬了他的活力。這一幕讓二十出頭的我如遭重擊：如果治療的終點是這樣，那我們究竟在做什么？

我每天晃蕩著混日子，直到第四年遇到吳莉。

她是一名大學生，因出現幻聽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入院。用藥后她不再尖叫，但眼中的光卻也熄滅了。我沒有放棄和她聊天。有一次，她清晰地說：“我知道聲音從哪來——我得意時它煽風點火，沮喪時它落井下石。” 我心頭一震——她的描述里，藏著清晰的邏輯，這不像典型的精神分裂癥。

另一天，提到她風雨無阻來探視的母親，吳莉忽然哭了：“我就是個累贅......他們連肉都舍不得吃。” 我再次驚訝：精神分裂癥患者往往情感淡漠，而她的愧疚與心疼如此鮮活。

我仔細回顧她的病程：情緒大起大落，思維卻始終連貫。我約談了她的父母，了解到這個下崗工人家庭的不易，以及吳莉為了減輕負擔拼命兼職、最終被壓垮的經歷。她母親提到，吳莉寒假時抑郁不語，暑假卻亢奮得半夜擦玻璃——情緒在兩個極端間劇烈搖擺，這正是雙相障礙的典型軌跡。

我判斷是雙相障礙伴精神病性癥狀，便向上級醫生提出調整方案。他勸我別太較真，說全國的病歷十有八九都寫“精神分裂”，在連腦部CT都稀缺的年代，推翻診斷要冒很大風險。

但我總覺得不能就這么放棄。那段時間我反復找他溝通，說如果繼續按分裂癥治，吳莉可能永遠走不出這個循環。磨了一周，他終于松口，同意小劑量試用抗抑郁藥。

調整用藥后，吳莉開始慢慢變化。從主動接過藥片，到望著窗外的櫻花出神。第十二天傍晚，她踮著腳為綠蘿澆水，動作輕柔。恢復之好，連我都暗自驚嘆。隨著情緒改善，她的幻聽、妄想也跟著消失了，很快就達到出院標準。

那時我在精神科已四年半，但直到那天，才第一次真正認真打量這份工作。吳莉的康復讓我明白：精神疾病的癥狀看似大同小異，實則暗藏乾坤。這里沒有明確的病灶影像，唯有從患者的只言片語中捕捉病理的密碼。醫生不能只盯著癥狀和藥片，必須看見藥物背后的整個人，聽懂他們未說出口的掙扎。

與其說是我救了她，不如說是她救了我，拯救了我的職業生涯。

而時代也在悄然轉變。2002年后，精神分裂癥的治療上了新臺階，同時，“抑郁”的時代來了。隨著經濟發展，人們在物質之外，開始追求情感的價值。精神疾病不僅總數增多，譜系也愈發寬廣。特別是2010年后，雙相障礙、焦慮癥、強迫癥和青少年情緒問題大量涌現。我們醫院日門診量達到三千多人，其中八成，都是被情緒困住的人。

當孩子的痛苦來自父母

在抑郁癥門診，我越來越多地見到十幾歲、甚至幾歲的孩子。低齡化已成為不容忽視的趨勢。這些孩子會說“心里煩躁”“感覺麻木”，有的甚至出現自傷行為。

很多孩子都像活在“罩子”里。醫院大廳里常見這樣的場景：一個男孩在自助機前取號，母親緊挨著他。短短一分鐘里，他每個動作都會引來一句指令：

“把卡插進去。”

“掛號條拿好。”

“卡收起來。”

“你折它干嗎啊？”——男孩只是把掛號條對折了一下。

“書包拉鏈要拉到頭。”

“帽子歪了，正一正。”

“走路別駝背！”

男孩自始至終沒說過一句話，甚至沒抬過頭。他就像身處全透明的玻璃罩里，被實時監控著，一舉一動都被精確指導。

許多孩子身上都有被過度控制的痕跡。一位14歲女孩就診時坐得筆直卻異常僵硬——她母親要求必須“坐有坐相”。她手腕上有三道劃痕，平行等距，像用尺子量過，仿佛連傷害自己都必須遵守某種規范。

這些孩子背后，往往是“直升機父母”（由西方學者提出的術語，比喻家長對子女高頻次的監控行為）24小時在頭頂盤旋，時刻準備俯沖糾錯：系鞋帶要管，喝水要提醒，連呼吸節奏都想調整。無時無刻的“糾錯”，別說孩子了，我在旁邊聽著都喘不過氣。家長不明白，當每個微小選擇都被干涉，每個自然舉動都被“矯正”，孩子感受到的不僅是挫敗，更是對自我的否定——“我的感受不重要，我的存在只是個錯誤”。

這種持續的自我否定會侵蝕心理防線，最終可能發展為抑郁癥。這不是簡單的情緒低落，而是大腦神經遞質在長期壓力下的功能失調。

面對青少年患者，父母的一句話往往就暴露了家庭氛圍。當一位父親脫口而出：“我年輕時什么苦沒吃過？你為什么就不行？”——通常，這意味著一個強勢的家庭環境。

我會直接問孩子：“家里氣氛溫暖嗎？周末全家會一起看電影嗎？”幾句話，親情的濃度就能感知。對于抗拒問診的孩子，不能站在父母一邊說教，而要告訴他：“不上學就不上學，想想能干點別的？喜歡打游戲，能不能成為游戲精英？或者去當兵、學廚藝？”一旦感到被傾聽，他們通常愿意開口。

最初，我常控制不住情緒。曾有個抑郁的14歲女孩，不說話、不睡覺，也上不了學。她說最近受了刺激——考了一次第二，沒考第一。母親在旁邊立刻接話：“我就想跟你一塊去死啊。”我當時就要求母親離開診室：“你出去，我不希望你在邊上打擾這孩子。”

后來了解到，母女來自山西一個小縣城，母親就是女兒中學的老師。她一心想讓女兒出人頭地，逃離那個窮山村。她的心態可以理解，只是方式錯了。

再后來，我見過太多焦慮的父母。有的不僅糾正孩子，還會在就診時不停歸置我的筆和病例。我也見過許多痛苦的父母，第一次帶孩子來時還年輕、漂亮；看過幾次，頭發都白了，像老了十幾歲。

父母們也有一肚子“不得已”：凌晨三點還在回復的工作群、學區房的貸款、家長群里突然彈出的“某同學被保送”公告......與其說他們在壓迫孩子，不如說整個家庭被困在同一間密室里——孩子被成績捆住手腳，父母被焦慮鎖住咽喉。

我曾接診過一對母女，她們是被同一輛救護車送來的。16歲的女兒因厭食導致重度營養不良，送醫時幾乎心搏驟停，在ICU搶救了十多天才脫險。母親則因暴食引發急性胰腺炎。問診得知，女兒為了減肥拒絕進食，卻要求母親替她吃——通過控制母親的飲食來滿足自己被壓抑的欲望。這位母親為了“幫”女兒，送醫前一口氣吃了六個豬蹄，甚至會把女兒吐出的食物重新加熱吃掉。

在門診見到這位母親時，她語速急促，雙手不停揮動，整個人異常亢奮。急性胰腺炎通常伴隨著劇痛，她卻笑著說感覺不到疼痛，堅稱住在ICU的女兒“沒病”。“女兒讓我吃多少就吃多少，六個豬蹄算啥！我還能再吃十個！”

女孩的父親告訴我，妻子最近特別興奮，夜不能寐地忙著做家務；而兩個多月前，她完全是另一副模樣——整日蓬頭垢面，不想洗漱，總說渾身無力。從這些表現看，這位母親經歷了從抑郁到躁狂的轉變，正是雙相情感障礙的典型癥狀。

會診后，我為母女制定了治療方案。兩個月后復診時，母親說兩人都有好轉：女兒開始正常進食，她也不再替女兒吃東西了。她指著自己的頭說：“大夫，其實我知道自己有病......可要是不這么折騰，我怕一停下來......就會看見女兒真的要死了。”

她說，那次吃豬蹄疼得打滾時，她還在想：如果能替女兒吃完所有她想吃的東西，女兒是不是就能回到從前的樣子。我忽然明白，這對母女形成了一種病態的共生關系——一個通過厭食尋求掌控，另一個借助躁狂逃避現實。

她們“病”的背后，都是社會規訓的痕跡。在這個崇尚瘦削的環境里，女兒將體重視為唯一能自主掌控的領域。當世界告訴她“你不行”時，她用自殘式的自律來證明“我能行”。而母親則被扭曲的母職期待所綁架，不敢正視女兒的病態，只能用狂躁的積極來掩飾內心的絕望。

如今，我深深理解父母的不易，也體會孩子的痛苦，但不會偏向任何一方。我通常會讓雙方坐下來平靜溝通：各自有什么期待，能否找到平衡點。比如，孩子可以先回學校，哪怕考零分、不寫作業也沒關系，這是第一步。通常雙方都愿意妥協。

當然，達成共識不等于立竿見影。孩子可能上學兩天就又回來了，需要反復嘗試。精神問題的康復不像軀體疾病，沒有確切的化驗指標，變數很大。常常是上學剛有起色，老師一句無心的話就可能讓一切回到原點。

很少有父母雙方都拒絕改變的。通常母親會先接受建議。如果父親固守家長權威，我會建議母親帶孩子暫時搬出去住，或讓父親離開一段時間。在我的患者中，不少家庭采取了這種方式。通常分開生活一兩個月，孩子的狀態就會改善——壓力減輕，沖動和暴躁行為減少。但重新同居后，問題往往又會重現。

我有一位患者，他的父母已分居五六年，至今無法重新共同生活。那位父親獨自住在公司，是位相當成功的人士。雖然長期這樣生活令人痛苦，他依然不愿作出任何改變。

孩子的呼救：為什么劃手腕會成癮

那位被要求“坐有坐相”的女孩，曾向我描述第一次自傷的經過。

她說那時總覺得“喘不過氣”：從清晨六點被叫醒，到晚上九點回家后的額外習題，一天中只有洗澡的十五分鐘屬于自己。 有一次，她在浴室里多待了五分鐘。門外傳來母親持續的敲門聲，說再不出來就馬上斷電。她縮在角落，看見浴缸底下有塊瓷磚邊緣鋒利。

“劃下去，血流出來的時候，就覺得輕松很多......”她的眼淚掉了下來，“我覺得自己很變態......醫生，我是不是瘋了?”

二十多年來，幾乎每個來就診的孩子都會這樣問。我告訴她：“當然不是。你只是生病了。”

兒童和青少年抑郁與成人不同。成人往往萎靡不振，孩子卻更像一座隨時噴發的小火山，暴躁易怒。表面看像是青春期叛逆，本質卻截然不同——叛逆的孩子把怒火發向世界，抑郁的孩子將矛頭對準自己。

這種用利器劃手臂的行為（非自殺性自傷），不是求死，而是一種扭曲的“自救”。當情緒洪水涌來，疼痛成了他們能抓住的浮木。

很多家長問：孩子不怕痛嗎？

事實恰恰相反。長期壓力讓大腦的“壓力開關”（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卡死在開啟狀態，痛覺調節系統因此失靈。同時，負責理性的前額葉皮質對情緒中樞的管控能力下降，就像方向盤失靈的汽車。當刀片劃下，身體會緊急釋放天然止痛物質β-內啡肽，效果堪比一針嗎啡。這就是女孩感到“輕松”的原因——大腦暫時屏蔽了痛覺。

可這種“止痛”如同在傷口上撒糖。片刻的安寧后，是加倍的羞恥感，陷入“情緒崩潰→自傷解脫→感到羞恥→更討厭自己→再次崩潰”的惡性循環。

更危險的是，每次自傷后的短暫平靜，會被大腦像記憶毒癮一樣牢牢記住。多巴胺獎賞通路被錯誤編程，將自傷誤判成“解壓成功”，從而產生依賴。有個孩子曾對我說：“就像明知前面是懸崖，可我已經剎不住車了。”

當身體對痛覺越來越麻木，需要更深的傷口才能獲得緩解時，“自傷”與“自殺”的界限便開始模糊。

每一道自傷的痕跡，都是孩子在用身體吶喊：“救救我，我快撐不住了。”

打破這個循環，必須從源頭介入：通過環境調整與必要的藥物支持，幫助孩子迅速脫離應激狀態——這是終止自我傷害最關鍵的第一步。

成年人的吶喊：軀體化

如果說青少年常將無形的痛苦化為有形的自傷，那么許多陷入同樣情緒漩渦的成年人，則因其成熟，較少顯性自傷，更多的是將痛苦內化成軀體化，固執地在身體上尋找源頭。

在懷柔巡診時，我遇到一位五十多歲的大娘。她主訴心慌、胸悶、渾身疼痛，所有檢查結果卻一切正常。越是查不出問題，她越是絕望。這是典型的軀體化抑郁——當心理承受瀕臨極限，痛苦便改頭換面，讓身體成為它的代言人。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在心內科輪轉時，科室總會預留幾張病床給特殊的“心臟病”患者。他們被擔架抬來時面色慘白，心跳紊亂，癥狀與心梗無異，但所有檢查指標卻正常得令人困惑。我的帶教老師稱之為“心臟神經癥”。那個年代，幾乎每個科室都有一批這樣“查無實據”的病人。直到近一二十年，綜合醫院的醫生們才逐漸認識到，這些散布各科的“疑難雜癥”，根源或許相通。

這或許能解釋，為何如今按摩店里擠滿了抱怨頸肩酸痛的年輕人。他們遠未到患頸椎病的年齡，影像學檢查顯示的問題，并不足以解釋如此強烈的痛苦。他們的病根或許不在骨骼，而在情緒。

【常見的軀體化癥狀表現】

• 心臟系統：心慌、心悸、胸悶、胸痛、心動過速、心跳不規則。

• 消化系統：腹脹、惡心、腹痛、反酸、消化不良、食欲減退。

• 感知障礙：四肢無力、冰冷，虛弱多汗，后背發熱，身體有刺痛。

• 呼吸系統：胸悶胸痛，突然感到呼吸困難，上不來氣。

• 泌尿系統：尿頻、尿急、尿不出來，女性會出現陰道不舒適等狀態。

• 肌肉癥狀：渾身肌肉酸疼、手抖。

• 骨骼狀況：坐不穩、站不住、行走困難。

識別軀體化必須慎之又慎。臨床醫生的思維定式是“寧可錯殺一千，不能放過一個”，必須逐一排除器質性病變。我曾接診一個被初步判斷為軀體化的醫學生，一年后卻確診胃癌。這樣的案例雖萬中無一，卻警示我們絕不能跳過嚴謹的鑒別流程。

那么，何時應警惕軀體化的可能？關鍵在于：患者陳述的癥狀嚴重程度，與所有客觀檢查結果之間，存在著難以解釋的矛盾。

此時，我們需要詢問他的生活：最近遇到了什么壓力？這壓力持續了多久？

病因未必是當下壓力，也很可能是過往創傷。許多功成名就的企業家，在放松下來后反而百病纏身，其根源常是創業時期積壓的屈辱與焦慮——情緒從未消失，只是被壓抑，在卸下盔甲時以軀體的形式卷土重來。

治療需要雙管齊下。適當的抗焦慮藥物能有效緩解軀體不適，調節大腦中負責情緒和軀體感知的神經遞質。同時必須配合規律作息、堅持鍛煉，為神經系統創造恢復環境。

更重要的是學會不壓抑情緒。 一個人是否會走向軀體化，與他的心理防御機制密切相關。 當遭遇難以承受的壓力，這種機制會將痛苦壓抑進潛意識，這本是一種保護，讓我們能暫時維持正常生活。但壓抑從不意味著消失。那些被深埋的情緒，若始終找不到出口，最終便會通過身體這個最原始的通道釋放出來。

有時，一個人忍耐的能力越強，日后軀體的抗議反而可能越沉重。你可以喊幾聲，也可以大哭一場。每一次的忍耐，看似“沒事了”，實則都可能為未來的軀體化埋下種子。

與“聲音”共存：治愈的另一種可能

精神疾病往往需要長期服藥。出院從來不是終點；對多數患者而言，這只是另一段艱難旅程的開始——疾病反復發作， 患者反復入院，像一個無解的循環。

我曾接診一位61歲的女士，就是這種循環的真實寫照。收她住院時，翻看病歷，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雙相情感障礙，第46次住院。

當然，治愈的案例確實存在。抑郁或雙相若經徹底治療，并堅持完成療程，可能終生不再復發。但前提是必須遵醫囑服藥。

光是堅持吃藥，就難住了許多人。有研究對“最難遵守的醫囑”排序，精神分裂癥和雙相障礙的治療分列第二和第五，甚至超過了高血壓和糖尿病。

年輕時，我無法理解這種不依從。遇到不肯吃藥的病人，我會直接警告：“不吃就好不了。”后來得知，一位同行為了體會病人的感受，給自己注射了治療精神分裂癥的針劑。他說，打完才知道多難受，從此對病人多了理解。

我也試吃過帕羅西汀、西太普蘭這些抗抑郁藥。百憂解讓人惡心，西太普蘭導致心慌，帕羅西汀則引起暴食和暈眩。親身體驗后，我才能更確信地告訴病人：“這些反應正常，可以試試。”

我的策略因此改變。現在遇到抗拒的病人，我會商量：“不吃就不吃，咱們慢慢來。先開點最溫和的試試？”治療依從性無法靠命令，它需要堅實的“治療聯盟”。當然，對出現自殺行為的抑郁癥或嚴重的精神分裂癥，則必須用藥。

也有患者自己找到了應對癥狀的方式。我曾接診三位幻聽患者：一位是中學教師，因為升學壓力出現幻聽，治療后聲音仍在。但他學會了把聲音當作課堂上搗亂的學生，“不能硬碰硬，得學會冷處理”。

另一位是因網暴產生幻聽的新媒體編輯，他把幻聽形容為“惡意彈窗”，開發了一套心理“防火墻”：每當聽到罵聲，就默念“404 Not Found”。

還有一位曾是留守兒童的病人，總聽到一個聲音以關心的名義指揮她行動——這是指令性幻聽。住院三周后，她告訴我已學會討價還價：“它讓我擦三遍桌子，我偏只擦兩遍，總要留個角氣氣它。”

這些年來，我越來越意識到，徹底消除癥狀往往不現實，更重要的是學會共存。這三位患者的“冷處理”、“防火墻”、“討價還價”，看似古怪，實則是他們在重新校準現實與幻想的邊界。

治愈的另一重難題，是醫療系統本身的局限。且不說過去因認知有限造成的“醫源性損害”（誤診、過度醫療造成的傷害），即便在今天，資源不均仍是巨大挑戰。門診平均15到20分鐘要看一個病人，對有十年以上經驗的醫生，這個時間足夠作出診斷。但一位在北上廣能得到精準診療的患者，在資源匱乏地區，可能因醫生經驗有限而被誤診或過度用藥。

我早期工作時，三個醫生管五十多個病人。那時病人一住就是三個月，制度更有彈性，我們有大量時間深入交流。如今，醫患比已顯著優化——七八十位病人對應二十多名醫生。但人手的增加并未帶來更充分的溝通。年輕醫生們的時間被病歷文書、醫囑處理、考核與科研填滿。他們總在忙，但真正能留給病人的時間，反而少得可憐。

心理支持資源同樣稀缺。我們醫院兼具精神科與心理治療資質的醫生只有個位數。院內心理治療收費40分鐘800元，且需長期投入。這并非中國特有。在精神衛生體系更成熟的國家，雖然社區工作者和心理治療師更多，但專業治療同樣昂貴，普通家庭難以承擔。

不過，切實的變化正在發生。隨著“情緒時代”的到來，抑郁癥、焦慮癥、青少年心理問題帶來的社會負擔遠超許多軀體疾病，精神科的社會與經濟效益日益凸顯。從前我們醫院招一名博士還很困難；最近十年，新入職的幾乎全是博士。這個曾經冷門的賽道，正迎來更多專業的同行者。

作為醫生，我同樣有自己的掙扎。門診高強度工作后，我會出現強迫癥狀——看見墻上的字必須念出來。我知道吃藥能緩解，但始終不愿服用。醫不自醫，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與癥狀共存：適當放松，堅持運動。

說到底，在這個情緒奔涌的時代，正常與異常的邊界早已模糊。我們每個人都活在各式各樣的“聲音”里——那些關于“三十而立”“財務自由”的社會期望，那些被包裝成“上進”與“自律”的集體敘事，何嘗不是一種無形的集體幻聽？它們與病理性的幻聽本質上并無不同，都是將外部信號內化為強制性指令，只不過一個被定義為疾病，另一個卻被默認為“正常”。

也許真正的清醒，不是去消滅所有聲音，而是學會在嘈雜中依然聽見自己，與那些無法擺脫的聲音和平共處。

直播時間：2026年1月17日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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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洪蔚琳 編輯——于蒙

制作——魚 顧問——王天挺

視覺——pandanap 插畫——陳禹

版式——日月 運營——杏子 創意——Vicson

出品人/監制——曾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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