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不是“審判權”：從賈國龍的吐槽看公共話語權的邊界

流量不是“審判權”：從賈國龍的吐槽看公共話語權的邊界

當西貝創始人賈國龍在采訪中咬牙說出“老羅你太壞了”，這句直白的控訴背后，不僅殘留著一場持續四個月輿論風波的余溫，更叩問著流量時代公共話語權的失衡困境。羅永浩憑借自身的公眾身份、龐大流量與超強影響力，一次次以“批判者”姿態站上輿論高地，從新東方、俞敏洪、董宇輝到如今的西貝餐飲，其所到之處皆引發品牌震蕩。這種不問青紅皂白的流量式批判，早已超越合理監督的范疇，淪為裹挾輿論、傷害實體企業的利器。

2025年9月的西貝預制菜風波，堪稱流量濫用的典型案例。羅永浩一行五人在西貝消費830元后，僅憑個人體驗便在微博發文吐槽“幾乎全是預制菜，還那么貴，實在是太惡心了”。這句缺乏實證支撐的情緒化表達，在其千萬級粉絲的加持下迅速引爆全網，短短兩天內就讓西貝全國門店日營業額累計下滑數百萬元，品牌口碑遭遇斷崖式下跌。面對洶涌輿情，西貝創始人賈國龍陷入自證清白的循環，不僅公開菜品制作流程、開放全國門店后廚，甚至不得不通過發布致歉信、調整菜品制作標準等方式平息爭議，而這一切的起點，不過是一場缺乏事實核查的個人吐槽。

更值得警惕的是，羅永浩的批判始終帶著“雙重標準”與“輿論裹挾”的鮮明特質，這在西貝風波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他一邊高呼“不反對預制菜，反對餐館用預制菜冒充現做菜欺騙消費者”，一邊卻僅憑主觀口感就給西貝貼上“全是預制菜”的標簽，甚至懸賞十萬元征集證據、尋求專業儀器檢測菜品烹制時間，以“追查真相”之名行輿論圍剿之實。事實上，依據國家六部門對預制菜的明確定義，西貝當日提供的菜品并不在此范疇，而羅永浩引用的行業報告數據，也與門店實際運營情況存在口徑差異。這種“先定罪后舉證”的模式，本質是利用流量優勢制造信息差，將個人好惡包裝成公共訴求，最終迫使企業在洶涌輿情下被動妥協。

這種以流量為背書、缺乏事實支撐的批判，并非首次在羅永浩身上上演。從炮轟新東方的商業模式，到指責俞敏洪與董宇輝的職場糾紛，他的“批判清單”不斷拉長，且每次都能借自身影響力精準引爆輿論狂歡，給被批判對象帶來實質性沖擊。新東方轉型直播電商初期，正處于褪去教培標簽、探索新路徑的陣痛期，羅永浩卻公開質疑其“直播帶貨模式缺乏創新，本質是收割情懷”。這番言論在其千萬級粉絲的助推下迅速發酵，不僅讓新東方遭遇階段性輿論阻力，部分合作品牌臨時暫停合作，直播場次觀看量更一度下滑30%，直接拖慢了轉型節奏。而在俞敏洪與董宇輝的職場糾紛中，羅永浩又率先下場站隊，指責俞敏洪“不懂珍惜人才，商業化過度消耗董宇輝價值”，將個人主觀判斷包裝成行業正義，進一步放大事件熱度。這不僅導致新東方股價出現明顯波動，更將董宇輝推向“留任與否”的輿論漩渦，使其個人口碑與職業發展均受牽連。

這些案例背后，藏著羅永浩掌控流量時代“話語權密碼”的核心邏輯——以情緒化表達點燃公眾情緒，以對立性敘事制造輿論焦點，以道德制高點搶占話語優勢，再疊加自身“網紅光環”與龐大粉絲基礎，快速形成對被批判對象的輿論圍剿。這種模式下，被指責的企業和個人往往陷入“越解釋越被動”的困境，西貝的遭遇便是最直觀的印證。風波過后，西貝累計關閉102家門店，公關副總裁因輿情應對壓力離職，全國門店日均客流量較此前下降近四成；即便后續通過調整菜品、優化服務全力挽回口碑，經營業績也耗時近半年才逐步回升。賈國龍事后坦言，這場風波讓他連續40天依賴安眠藥入睡，近四十年創業生涯中首次直面如此洶涌的輿情與網絡惡語，這份難以言說的煎熬，正是流量話語權過度干預企業正常經營的真實寫照。

公眾人物手握更大話語權，本應肩負相應的社會責任，以理性、客觀、嚴謹的態度引導輿論、監督問題，而非將影響力異化為私器。但羅永浩的系列操作，恰恰是把個人好惡當作批判標準，用情緒化表達替代事實核查，最終導致輿論失焦、行業受損。西貝風波后期，羅永浩雖兩次主動收手，但企業承受的經營損失與品牌創傷已無法逆轉；而他在西貝關店后辯稱“沒有企業能僅因被黑倒閉”，更是刻意無視了流量輿論的疊加破壞效應——消費者因偏見拒絕到店、合作方因口碑危機暫停合作、員工因經營壓力人心浮動，這些連鎖反應足以成為壓垮企業的重要稻草。

賈國龍那句“老羅你太壞了”，不僅是個人情緒的宣泄，更是對流量時代公共話語權邊界的叩問。在信息傳播日益便捷的今天，流量不應成為“審判權”的代名詞，公眾人物更不應將影響力當作肆意批判的工具。真正的公共監督，需要建立在事實核查的基礎上，需要兼顧多方聲音，而非憑借流量優勢搞“一言堂”式批判。對于羅永浩們而言，與其沉迷于“批判者”的光環，不如用影響力推動行業規范建設；對于社會而言，更應警惕流量裹挾下的輿論暴力，回歸理性判斷，給企業留出正常經營的空間。畢竟，流量可以制造一時的輿論狂歡，卻無法支撐行業的長遠發展，唯有守住話語權的邊界，才能實現監督與發展的良性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