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朝鮮是全世界最窮的國家之一,從網絡傳出的照片可見,其生活水準只相當于我國四五十年前。
而與其毗鄰的韓國,卻高度發達,不僅綜合實力強勁,國民生活水平也很高。
尤其是化妝品、整形業務、電子器件等產業更是全球翹楚。
由此,當審視朝鮮半島南北差異時,人們不禁會問:是誰造成了朝鮮的貧窮?是什么因素導致了朝鮮的經濟困境?
說到這,都是朝鮮自身發展導致的。今天文史君就與大家聊聊朝鮮貧窮背后的深層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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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蘇聯解體,供應鏈斷裂
上世紀中葉,朝鮮是社H主義陣營中的一員,因韓國仰仗美國,無奈之下朝鮮只能向蘇聯靠攏。
在蘇聯的援助下,上世紀60年代,朝鮮工業迅速崛起,一度成為世界矚目的存在。
到了1975 年,平壤的耕地上, 99 % 都用上了拖拉機,工業產值比 1949 年飆升 46 倍,人均 GDP 突破 1000 美元,妥妥躋身到了發達國家序列。
而與他緊鄰的韓國,人均GDP僅 597美元,當時我國的人均GDP僅為150美元左右,可見當時朝鮮比我國要發達很多。
這還沒完,在朝鮮國內蒸蒸日上之際,蘇聯還在源源不斷地給其在輸血。
蘇聯長期以低于市場價的價格向朝鮮提供石油、化肥等戰略物資,甚至在朝鮮遭遇自然災害時直接輸送糧食和工業品。
內外兼修,一時間讓朝鮮富得流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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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70年代,朝鮮東海岸的重工業基地能與日本并列為亞洲主要工業國家,由此可見其深厚的底蘊。
只是遺憾的是,朝鮮發展那么快,一切都是源于蘇聯的輸血與提供能源和原材料,自己并沒有太多的生產能力。
這就意味著,一旦蘇聯不給援助,朝鮮的日子就很難過。
果不其然,1991年蘇聯解體后,朝鮮的社會體系就瞬間崩塌了。
當時俄羅斯要求朝鮮以市場價格購買能源,導致其工業生產成本激增。
據統計,朝鮮工業產值在1993-1996年間急劇萎縮,農業產值更因化肥短缺而腰斬。
1994年特大水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糧食減產與儲備糧損失疊加,引發了持續數年的大饑荒。
黃長燁等叛逃者記載,當時平安北道“街上餓死的人成堆”,搶糧引發的暴力事件頻發。那場饑荒暴露了朝鮮經濟對外部援助的致命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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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裁與援助的雙重擠壓
朝鮮的貧困問題在21世紀進一步惡化,其直接誘因是國際制裁與援助波動的雙重沖擊。
2006年首次核試驗后,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多項決議,對朝鮮實施石油禁運、礦產出口限制等措施。
2013年核試驗后,制裁范圍擴大至奢侈品、游艇等領域,甚至波及朝鮮海外勞工的匯款渠道。
那些制裁直接削弱了朝鮮的外匯獲取能力——其外匯來源本就單一,主要依賴礦產出口與海外勞工收入。
與此同時,國際援助的波動加劇了朝鮮的糧食危機。
2012年朝鮮遭遇50年來最嚴重干旱,聯合國報告稱1600萬人面臨嚴重缺糧。
而美國以“衛星發射”為由暫停糧食援助,我國也將原計劃的10萬噸援助削減至1萬噸。
那種“援助政Z化”的現象,使朝鮮在自然災害面前更加脆弱。
朝鮮的糧食自給率長期不足60%,其農業依賴進口化肥與機械的特性,使其極易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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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劃經濟的結構性困境
朝鮮的貧困問題更深層地源于其計劃經濟體制的內在矛盾。
自1960年代以來,朝鮮從未建立有效的出口創匯機制,其經濟模式可概括為“進口替代+軍事優先”。
在冷戰時期,這種模式通過社H主義陣營的援助得以維持;但當外部支撐消失后,其缺陷便暴露無遺:
1、能源與工業的惡性循環
朝鮮能源供給的急劇減少導致鐵礦石、有色金屬等基礎產業開工率下降,進而引發上下游產業鏈斷裂。
如,化肥廠停產導致農業減產,農業減產又迫使更多資源向糧食生產傾斜,進一步擠壓工業投資。那種循環使朝鮮經濟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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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匯短缺與黑市經濟
朝鮮的外債危機在2000年已累計達1246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國民收入的742%。
為緩解外匯短缺,朝鮮逐漸形成以黑市為基礎的“人民經濟”。
據公開新聞報道,朝鮮黑市交易占經濟總量的相當比例,美元成為實際流通貨幣,甚至平壤酒店標價都直接使用美元。
那種“雙軌制”經濟雖然部分緩解了民生壓力,但也加劇了官方經濟的萎縮。
3、農業體系的脆弱性
朝鮮農業過度依賴化肥與機械,其單位面積產量在社H主義國家中本就偏低。
1990年代后,隨著化肥進口中斷,傳統農耕方式難以維持產量。
資料顯示,平安北道等糧食主產區在饑荒期間減產幅度超過50%,而儲備糧制度因管理腐B與自然災害而失效,進一步放大了糧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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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國博弈的犧牲品
最后,還有一個因素,朝鮮的貧困問題與地緣政Z有著直接的關系。
作為冷戰前沿國家,朝鮮長期處于大國博弈的漩渦之中。
上世紀五十年代,蘇聯為拉L朝鮮,曾長期提供“虧本援助”;中國在改革發展后逐漸減少無償援助,轉向有償貸款。
美國則將糧食援助作為政Z籌碼,甚至通過制裁切斷朝鮮的外匯來源。
那種“援助-制裁”的循環,使朝鮮經濟始終無法擺脫外部干預的陰影。
2013年朝鮮核試驗后,聯合國制裁禁止其出口礦產,而礦產出口占朝鮮外匯收入的相當比例。
與此同時,韓國“訪問就業制”雖為朝鮮勞工提供了收入渠道,但也加劇了朝鮮對海外匯款的依賴。
那種“外部輸血”模式,使朝鮮難以建立自主的經濟循環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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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朝鮮的貧困是歷史、國際與國內因素交織的產物,并不是一個人認為造成的。
所以,將朝鮮的貧窮歸結于一個人是不合理的。
從蘇聯解體后的援助斷崖,到國際制裁與自然災害的疊加沖擊,再到計劃經濟體制的深層矛盾,朝鮮的困境是走不出的重重障礙。
然而即便如此,朝鮮的每一位領導者,都在尋求突破,以切實解決朝鮮的貧困問題,尤其是金正恩執政后,確實做出了一定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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