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造車新勢力鼻祖龔大興

1月16日，站在聚光燈下的龔大興依然操著標志性的口音講起了大實話。

在今天這個被新能源與智能化席卷的時代，很多人或許會問，龔大興是誰？但如果把時間線拉回10年甚至15年前，在第一代造車新勢力的陣營里，龔大興是那個最踏實、也最敢講的人。作為鑫源集團的董事長，他是在中國汽車產業鏈成熟度不足60%的時代，就敢做“后來者造車”夢的人，也是那個拋出“造摩托給個房，不如造汽車給張床”的實干家；更是被業界視為繼李書福之后，第二個敢想敢干的民營造車者，人送外號“龔大嘴”。

這一次，站在鑫源與金杯惜別的節點上，龔大興想重新介紹鑫源，重新思考這條造車路。面對當下魔幻的汽車市場，當大多數人都在夸贊皇帝的新裝時，這位“龔大嘴”再次選擇了做一個刺破虛假繁榮的清醒者，從當年盤龍山上的摩托車夢，再到斯威和“向上”，龔大興的野心藏在那個全新的大象車標里。

動亦定，靜亦定。爬過山繞過彎趟過川早已內化為他商業邏輯中的肌肉記憶，而辦公桌上那本常讀常新的《致良知》也幫助他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時代的脈搏，新一代的奮斗者不該再為了生計去忍受粗制濫造的工具，他們理應在奮斗的路上，擁有“向上”的體面與尊嚴，便有了鑫源必須向上的決斷。當年，龔大興帶著這股韌勁沖上了盤龍山，實現了摩托車的突圍；如今，面對商用車從工具向消費品迭代的窗口，龔大興選擇再次上山。

龔大嘴又說實話了！

在重慶汽車圈和摩托車圈，誰人不知龔大嘴，人人常將龔大興與李書福并論，如果說吉利李書福當年是瞎說不瞎干，那龔大興便是敢說又敢干。從講臺上的教師到盤龍山的創業者，再到那句廣為流傳的“造摩托給間房，不如造汽車給個床”，他不僅重慶“摩幫”四小龍的頭號位置，也是重慶市汽車產業的第三極。

1月16日發布會現場，龔大興再次展露了人間清醒的一面，沒有常見的客套與寒暄，這位操著重慶口音的掌門人，指著行業里那些光鮮亮麗的數據，直言不諱地說道：“哪怕皇帝沒穿衣服，我們都在夸皇帝的新裝。虛假繁榮只能爽快一時，未來終究會要了一個企業的命。”

這番話刺破了當下行業中某種心照不宣的默契，也勾勒出龔大興獨特的經營底色。在商業中，多數人信奉“商場無父子，牌桌無老少”的叢林法則，但龔大興的商業邏輯卻有著另一套精神內核。龔大興的辦公桌上常年放著一本《致良知》，他將“陽明心學”視為企業經營的根本。對他而言，生意場更需有長期的人情冷暖。

這種近乎執拗的致良知延伸到了后來鑫源的經營中，即便在農機板塊不賺錢、所有人建議砍掉時，他依然堅持保留，理由僅僅是“不能為了算自己的小賬，不管陪著鑫源一路打仗過來的供應商的飯碗”。在他看來，真與善不是商業的累贅，是企業在風浪中立得住的壓艙石。

在發布會上，龔大興特意留出篇幅，深情感謝了與金杯長達18年的合作歷程。鮮為人知的是，就在發布會的一周前，他親自打電話，逐一邀請了華晨汽車改組后的沈陽汽車一系列高層蒞臨現場。面對內部可能存在的疑惑，他只講了一句話：“如果連合作18年的合作伙伴都不感恩，那如何讓所有的員工去感恩呢？”在他眼中，商業應該是體面的傳承與感恩。

記得有一句話對龔大興的影響極大，“四川人要成功，就要走過那道梁，爬過那座山，繞過那個彎，趟過那條川。”這句樸素的話語，成為了他人生最初的地理課，也注定了他不會選擇一條平坦的捷徑。從教師到企業家，從摩托車到汽車，龔大興一直在翻越他人生中的“那座山”。當行業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里集體焦慮時，他卻能始終保持清醒的心態。

在龔大興的字典里，做企業不能做只會燒錢的發電廠。他厭惡那些把原本嚴肅的品質、服務和安全，異化為流量追逐的游戲。他堅信，生意場上必須保留長期的人情冷暖與生態共生，現金流、利潤和對合作伙伴的責任才是企業穿越周期的關鍵。當整個行業都在為了這一秒的流量而焦慮時，龔大興又一次“大嘴”，在喧囂中說出真話，唯有向心而行，方能向上而生。

龔大興心里始終有向上的夢

如果非要追溯中國造車新勢力的源頭，龔大興的名字其實比今天聚光燈下的許多人登場得都要早。在資本與PPT齊飛的階段，甚至在賈躍亭們還未站上舞臺中央時，龔大興就已經是一個特殊的闖入者。

將時間軸回調十余年，回到他40歲出頭的年紀，你會發現那個階段的中國汽車市場，對于鑫源這樣的企業相當艱難。2014年前后，自主品牌乘用車市場份額“十二連降”，轎車市場份額更是跌破20%的紅線。德系、日系、韓系合資品牌如銅墻鐵壁般封鎖了所有的上升通道，留給中國品牌的只有廉價的微面和低端轎車市場。

正是在這種低端混戰、高端無門的夾縫中，龔大興卻種下了“向上”的執念。2015年，龔大興發現，深居內陸的重慶居然已經孕育了300萬輛以上的汽車產能規模。那時他的念頭是，自己的企業哪怕是為當地貢獻十分之一的產值，尤其是當他在深入的研究了解后發現，汽車是有傳承的，需要積累的行業、是個一個無法隨隨便便就被新來者顛覆，一個不會簡簡推翻的行業。

人須在事上磨，是龔大興常掛嘴邊的一句話。那段時間，龔大興為鑫源汽車總投資45億元、占地1704畝、規劃了年產能30萬輛的汽車工廠為了在造車品質上磨出真功夫，他不惜重金聘請原寶馬公司首席質量官Franz Gollmann擔任首席質量顧問，他不只是在口頭上喊向豪華品牌學習，是直接引入德國汽車工業最嚴苛的質量標準體系，用龔大興自己的話來說，干就要干好的！

可是，那是一個中國汽車產業鏈成熟度不足60%的年代，燃油車核心的三大件底盤調校、變速箱邏輯、傳動系統精度，每一項都是橫亙在民營車企面前的天塹。在那個連螺絲釘精度都可能存在偏差的工業環境下，即便有寶馬的高管坐鎮，也難以憑一己之力對抗整個供應鏈的粗糙。

這次，龔大興坦言，這幾年企業選擇了“觀望、等待、思考、焦慮”，甚至是一種對“安全感”的極度苛求。龔大興曾私下和汽車十三行講過一個習慣，無論晴天雨天，他的椅背上總會掛著一件西服，就是為了在感到冷的時候能隨時穿上。汽車不同于手機或家電，汽車是一個容錯率極低的密集型工業。這種高壓帶來的寒意，讓他時刻保持著清醒與克制，他比誰都清楚，汽車工業不能指望一口吃成個胖子。

如今，中國汽車產業鏈已不可同日而語，供應鏈的成熟度與技術溢出給到中國品牌“向上”的土壤。面對跨界造車的新勢力和流量裹挾的輿論場，龔大興沒有選擇盲目跟風，去制造虛假繁榮。他依然保留著那份對制造業的克制，清楚什么是自己能做的，什么是想做的，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責任與擔當下必須做的。

因為他知道，這個時代雖然創造了美好的汽車創業機會，但行業留給每一個人的窗口期都只有一次。他心里的那個夢依然在燃燒，只是相比當年的意氣風發，如今的向上，更多了一份如履薄冰的沉穩。

鑫源必須“向上”

鑫源的“向上”，并非是要去和造車新勢力拼高端、拼資本，核心邏輯在于，商用和乘用之間的分界線正在消失。過去，前者是純粹的生產資料，是粗放的掙錢機器，往往被阻隔在城市核心區之外；后者是生活方式的載體。但現在，隨著路權政策的放開和物流末端的滲透，商用車不再僅僅是單純的勞動工具，它正在演變成一種兼具宜商宜家屬性的半消費品。這種屬性的遷徙，意味著鑫源必須完成一次產業升級，做老百姓真正用得好、買得起的MPV。

推動這一變革的根本動力是人群，隨著90后、00后逐漸接棒成為商用車的主力消費群體，這群伴隨著互聯網長大的年輕人，對車的理解早已脫離了父輩們能跑就行的邏輯，他們向往舒適，渴望體面，對商用車的家庭屬性有著近乎乘用車的嚴苛要求。

為什么偏偏在是這個時候提出向上？10萬元級的新能源MPV市場預計將從2026年開始進入遞增期，但在這一細分領域的產品鳳毛麟角。鑫源提出“向上”的底氣是基于自身十幾年“宜商宜家”的造車思想積淀。

與其去紅海中廝殺，不如精準抓住消費者的真實需求，繼承中國汽車產業鏈高度成熟的發展勢頭，扎扎實實地造一輛消費者真正買得起、用得好的車。因此，龔大興提出了一個極具挑戰的目標，在今天中國汽車產業鏈高度成熟的背景下，依托鑫源十幾年造車積淀，做到20萬的品質與功能，但只需要消費者掏10萬塊錢。

這樣的要求聽起來過于理想主義，但邏輯上卻和智能手機相通。一部一萬元的旗艦手機和一部一千元的入門手機，在運行速度和材質上可以有差異，但在安裝微信、刷抖音這些基礎功能上必須是平等的。同理，商用車可以按價格區分配置高低，但在核心的品質體驗上不能有階級之分。這就是為什么在“向上V6”這類MPV車型上，你看不到華而不實的“冰箱彩電”，卻能看到它在看不見的核心硬件上極其舍得，電池采用了弗迪和寧德時代，電機選用了匯川，用這些乘用車級的一線供應鏈，去解決商用車長期以來的品質痛點，用10萬元的價格錨定20萬元的品質把成本真正砸在用戶高頻使用的核心痛點上。

當大多數車企都盯著那二十幾個一線城市，張口閉口給消費者灌輸“喝咖啡、露營、詩和遠方”時，龔大興卻將目光死死鎖定了中國那3000個縣級行政區，那里占據了中國汽車70%甚至更高的消費比例，那里的消費者才是最缺乏關心與認可的群體，扎根于最真實的基層消費力，做那些真正需要“向上”生活的奮斗者的生意。隨著2026年下半年戰略車型的陸續上市，大家將看到鑫源“向上”的決心。

當年，那個年輕的龔大興騎著摩托車沖上了盤龍山，實現了他的摩托夢；如今，面對商用車行業轉型的陡峭坡道，他帶著鑫源繼續“上山”。這一次，他要用一款宜商宜家的好車，去回應那些在路上的夢想，去完成一次關于中國民用車“向上”的艱難突圍。

演講的尾聲，龔大興把目光投向了與金杯的那段過往，他想了很久，最終才將其定義為“不是揮手的告別，是牽手的惜別。”這種體面是為了讓彼此在未來能以更好的姿態存在。他說：“今天鑫源將轉動方向盤，朝著向上之路繼續前進，我們知道新征程也許一路坎坷，新品牌一路被質疑，但是我們向上之心依舊，感恩之心還在，我們要用28年造成的底蘊去堅信心是一切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