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各位讀者朋友,我是言叔。
近來,高市早苗原本寄望通過突然解散眾議院、提前舉行大選的“閃電戰”策略穩固自身地位,卻未曾料到在野勢力早已布下天羅地網,反手一擊直擊其政治命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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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迅速整合資源,宣布合并組建新政團,明確以阻擊高市連任為核心目標,日本政壇由此進入高度緊張的對抗階段。
這場由首相主動點燃的政治風暴,最終是否會以她的黯然退場畫上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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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的“豪賭”
我們必須先厘清高市早苗的政治根基——她從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權力掌控者。
在安倍長期執政期間,她更多扮演著凝聚極右翼支持者的象征性角色,雖具聲量卻無實權,被外界視為維系自民黨基本盤的“意識形態旗手”。
安倍逝世后,麻生太郎為延續影響力,將她推至前臺,成為實際操控政權運作的“代理人”。即便登上自民黨總裁與內閣總理大臣之位,她依舊缺乏獨立的政治班底和決策主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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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貿然決定提前選舉,恰恰暴露了她急于掙脫幕后操控、實現自主掌權的強烈企圖。
高市已正式向執政聯盟高層通報,計劃于1月23日解散眾議院,并擬于1月19日對外說明相關安排,大選時間極可能鎖定在2月8日,競選活動則從1月27日起全面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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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為關鍵的是,這一重大決策完全由她單方面拍板,自民黨內多數重量級人物事先毫無所知。
就連一貫支持她的麻生太郎也公開質疑:“現在解散眾議院恐怕難以成立吧?”此舉標志著黨內裂痕徹底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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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政治同盟本就極為脆弱。
上次能夠當選黨首,依賴的是與日本維新會的臨時結盟,而這份合作從一開始就埋藏隱患。
維新會不僅拒絕進入內閣任職,還始終保留隨時退出的空間,表現出強烈的觀望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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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黨上臺后,遲遲未能兌現對維新會的關鍵承諾,諸如削減國會席次、確立大阪為副首都等議題均被束之高閣。
更棘手的是,作為地域性政黨,維新會在關西以外地區無法為自民黨提供有效助力,反而在多個選區形成直接競爭,削弱整體選情。
與此同時,公明黨倒戈與立憲民主黨聯手,其實早有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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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因在安保政策、武器出口管制以及“黑金丑聞”改革談判中與自民黨產生嚴重分歧,公明黨正式宣布退出執政聯盟,轉為在野陣營。
過去二十六年間,公明黨一直作為自民黨的制衡力量存在,發揮著抑制極端保守傾向的“穩定器”作用。如今這一體系崩解,迫使自民黨只能轉向立場更為激進的維新會尋求合作,執政基礎愈發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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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自民黨在眾議院僅擁有196個席位,未達總數465席中的半數門檻(233席),必須聯合維新會的38席才能勉強過半,執政合法性岌岌可危。
在野黨“閃電合并”
高市的孤注一擲,反而催化了在野勢力的大規模集結。
就在她透露解散意向的次日,即1月15日,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立即達成共識,宣布將聯合創建新政黨,令其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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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雙方正式向日本總務省提交組黨申請,確定新政黨名稱為“中道改革聯合”,旨在聚合中間派政治力量,主打溫和務實路線,與高市陣營日益明顯的右傾化形成鮮明對照。
新黨的實力不容小覷:立憲民主黨作為最大在野黨,掌握眾議院148席;公明黨則持有24席。合并后,新政黨在眾議院共占172席,大幅拉近與執政陣營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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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公明黨的基層動員能力。其背后依托的創價學會擁有約800萬信眾,組織網絡覆蓋全國城鄉,在每個小選區均可精準調動一萬至兩萬張選票。
根據兩黨協議,原屬公明黨的候選人將不再參選小選區,全部轉為比例代表名單參選,集中資源支持立憲民主黨提名者。這種戰略性的票源傾斜,將對自民黨的傳統優勢選區造成沉重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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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以往自民黨在許多邊緣選區的險勝,正是依靠公明黨提供的關鍵票數支撐。如今這一優勢逆轉,昔日“安全區”或將變為激烈爭奪地帶。
不過,此次整合并非全無破綻。兩黨采取“部分合并”模式,僅眾議院議員加入新黨,參議院及地方議員仍保留在原政黨架構內,顯示出該聯盟具有明顯的大選工具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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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雙方在集體自衛權、核電政策等核心議題上仍存根本分歧,政策協調難度極高,黨內反對倉促結盟的聲音持續不斷。盡管如此,新黨的誕生已成功打亂高市的時間節奏,迫使其陷入被動應對。
高市的根本誤判,在于高估了自己的政治控制力,低估了對手的反應速度。她在未獲黨內廣泛認同的情況下挑戰麻生權威,既疏遠了派閥大佬,又加速了在野團結,暴露出其戰略視野的嚴重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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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內外交困
“中道改革聯合”成立后動作頻頻,正積極拓展政治版圖,甚至向資深政治家石破茂發出合作邀約。
野田佳彥公開表示,石破茂是一位堅持穩健路線、深諳中間主義精髓的政治人物,希望他能成為理念上的同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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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明黨黨首齊藤鐵夫也證實,已向石破茂傳達新政黨的構想,但強調并非要求其入黨,而是尋求理念協同與行動配合,意圖借助其聲望擴大社會影響力。
然而,其他在野黨對此反應冷淡。國民民主黨代表玉木雄一郎明確表態不會參與,認為“中道改革聯合”的政策主張模糊不清,所謂“中間路線”缺乏實質內容與方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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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問題是,高市宣布提前大選之后,此前為推動2026財年預算案通過而與國民民主黨達成的關鍵協議——上調所得稅免征額——已難兌現,預算案本身也可能無法在本屆國會完成審議。
這使國民民主黨陷入尷尬境地,難以向選民交代,玉木雄一郎直言:“與自民黨的信任關系已經破裂,未來協作幾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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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所面臨的危機遠不止于黨際博弈。
國內民生狀況持續惡化,食品價格與家庭電費支出持續攀升,普通民眾生活負擔不斷加重,而高市政府卻沉迷于權力游戲,對民生疾苦視若無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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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與經濟層面的壓力更是接踵而至。
新年伊始,中方正式啟動對日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措施,精準打擊日本高端制造業的核心環節。消息公布當日,日本汽車與電機類股票集體暴跌,資本市場用腳投票,反映出對未來經濟走勢的高度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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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困境雪上加霜
言叔認為,這場政治震蕩或將徹底重塑日本政壇格局。
當前右翼政治空間已接近飽和,自民黨與維新會瓜分主要支持群體,再想從中爭取增量選民幾無可能。
左翼方面雖有社民黨與日本共產黨存在,但在年輕一代中號召力有限,“令和新選組”雖成長迅猛,但受限于組織基礎薄弱,尚無法承接大規模民意轉移,左翼市場實為待開發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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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道改革聯合”并未選擇開拓左翼陣地,而是聚焦中間選民,試圖構建一個包容廣泛的政治平臺,走“大帳篷”路線。
這一戰略雖有望吸納搖擺選民,但對領導層的整合能力提出極高要求。
遺憾的是,新政黨擬由野田佳彥與齊藤鐵夫共同領導,二人均不具備壓倒性權威,且兩黨在重大政策上分歧顯著,能否形成統一戰線仍是未知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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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經驗看,高市的選擇極可能重蹈覆轍。
前首相石破茂曾于上任初期解散眾議院提前選舉,結果遭遇慘敗,失去執政資格。高市今日之舉,面臨更為復雜的內外環境,前景更加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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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層面的沖擊尤為致命。
日本制造業對中國關鍵原材料的依賴已達深度嵌入程度,中方的出口管制使其供應鏈面臨斷裂風險。
數據顯示,日本70%的稀土進口來自中國,電動汽車驅動電機所需的鏑、鋱等高性能永磁材料,完全依賴中國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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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村綜合研究所估算,若中國限制稀土出口持續一年,日本經濟損失將達約2.6萬億日元,實際GDP將下滑0.43個百分點。
考慮到日本近年來年均GDP增長率僅為1%左右,這意味著將近一半的年度增長成果將被直接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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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半導體、工業機器人、精密機床、電子元器件五大支柱產業將全面承壓。
其中,日本雄心勃勃的半導體復興計劃恐因此推遲十年以上,工業機器人與高端機床生產也將因原料短缺而陷入停擺。
盡管日本曾嘗試推進稀土“去中國化”,并與澳大利亞、越南建立合作渠道,但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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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中國不僅掌握全球36.67%的稀土儲量,更擁有世界領先的分離提純技術,其他國家難以復制其完整產業鏈。
即便是日本大力鼓吹的深海稀土開發項目,目前仍處于試驗階段,首次試采行動直到2026年1月才啟動,后續能否實現商業化開采、提煉與量產,存在極大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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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在言叔看來,高市早苗的這次政治冒險,本質上是一場脫離現實的“孤注一擲”。
她既無駕馭黨內派系的能力,又無堅實可靠的外部盟友,僅憑短暫的民意反彈便妄圖擺脫傀儡身份,最終只會走向自我崩塌。
內有自民黨內部離心離德、在野陣營聯合圍剿,外有民生問題積重難返、經濟命脈受制于人,高市已然深陷四面楚歌的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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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新政黨存在結構性缺陷,但其成立本身已將高市逼至懸崖邊緣。
這場政治對決的最終結局尚未揭曉,但她作為首相的權威已嚴重動搖。
日本民眾為其短視政策付出的代價,才剛剛拉開序幕。這場由個人野心引發的政治動蕩,終將由整個國家承擔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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