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古代救濟賑災制度

大家好，野哥今天講一下古代的救濟賑災制度，看一看古代是如何救荒賑災的。

中國古代是農耕社會，相比于游牧民族的生活，雖然相對穩定，但也不是沒有后顧之憂。例如，旱、澇、蝗、疫等天災，就會對農耕社會造成毀滅性打擊，很多王朝都是在大災之后，導致覆滅，可見天災在古代的影響之大，已經足以動搖國本。

古代的小農經濟是封建朝廷的基石，百姓是統治的基礎，所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旦天災降臨，百姓失去土地、流離失所，饑餓和絕望會迅速轉化為憤怒和反抗。縱觀歷史，因災荒饑饉而揭竿而起的例子，可以說是數不勝數。

所以，救災對于朝廷而言，已經不僅僅是新懷萬民這么簡單，更是一種重要的維穩手段。這就是所謂的“為防民變，統治者多積極主動救災”。

古代有一套很完善的救災體系，地方發現災情以后，立刻將災情上報，經朝廷審核批準以后，地方開始開倉放糧，調撥物資，救濟災民。

這套救災體系，歷朝歷代都差不多。如果按照這套體系運行，救災會非常及時，因為在古代建有規模龐大的倉儲系統，比如著名的常平倉、義倉等，就是為了“豐年積谷，荒年賑恤”，足以緩解無數災民的燃眉之急。

古代發生災情的時候，往往不會按照這套體系來執行，主要有兩方面的難題。

其一，古代雖然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說法，但其實很多偏遠地區根本覆蓋不到。尤其是賑災的糧食，一般送到縣里就差不多了，再往下的偏遠鄉村，基本很難第一時間送糧過去。

但古代的偏遠農村又往往是受災最重的地方，救災糧沒等送過去，村里的百姓就要餓死了。想要活下去，村民就要自救，最終只能背井離鄉，成為流民，涌向周邊的縣鎮。

古代的人口少，城鎮對人口的容納能力有限，突然涌入大量的流民，城鎮無法附和。至于在城里設粥鋪施粥，那就更不行了，這樣只能吸引更多的災民涌入進來，導致更大的混亂。所以，古代即便是設粥鋪施粥，也只能在城外。

其二，古代每次賑災，都會出現大量“賑災糧”上路的情況。而這個機會，對于那些貪官而言，簡直就是“天賜良機”。

一來，平日里的那些“蠹蟲監守自盜”，賑災是他們趁機平賬的絕佳機會。二來，賑災糧一路上送到災民手里，過了太多人的手，等賑災糧發給災民時，比例早已大打折扣，朝廷不可能每一步都安排人監管，這就導致賑災糧沒少發，結果災民卻吃不到。

再加上朝廷的賑災流程實在太多，等這些流程走完以后，很多地方的災民都撐不到救災糧到位，最后只能加入流民行列，展開自救。

朝廷鞭長莫及，怎么辦？地方鄉紳這個時候發揮了重要作用。鄉紳階層對各地的情況了如指掌，在當地也有相當的影響力，且具備救災的實力。

在這種情況下，各地鄉紳穩定住偏遠地區的局面，避免出現大量流民。鄉紳這么做可以得到朝廷的嘉獎，又能穩住當地的局勢。畢竟流民多了，誰給富戶們干活？很多事情都是“善意”與“利益”交織，一時間也說不清。

從這個角度來看，古代的救荒，本質上是一種“恩惠”而非“權利”。對于朝廷而言，救濟災民是皇帝“仁政”的體現，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施舍”。

對于士紳階層主導的民間救濟而言，情況則更為復雜。一方面，其中確實蘊含著高尚的利他主義精神。

但另一方面，無論是宗族還是宗教組織的慈善活動，也難免夾雜著一些功利性目的，比如傳播教義、籠絡人心、鞏固自身在地方的聲望和影響力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古人好像很早就發現到了一個規律：單純地發錢發糧，只能解一時之渴，并非長久之計。

在這個基礎上，古人摸索出了一套更具前瞻性的賑濟策略，那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授人以漁”。

所以，古代出現災情時，很多地方的救災措施除了發放糧食以外，還會貸給災民農具、或者給災民發放耕牛和種子。

例如康熙三十二年，朝廷招徠流民返鄉復業，每戶給一頭牛、一套犁具，外加買種子的銀子和雇工的銀子。還有乾隆十年，朝廷給災區貧民直接發耕牛，田多的戶給一頭，田少的兩三戶共給一頭，全都是采取的前瞻性賑濟策略。

朝廷采取的這些措施，側面向災民傳遞了一個重要的信號：朝廷的糧食也不多，救濟肯定會救濟，但糧食不會無限度的發放，給你工具和種子，是讓你盡快自力更生，重新回到正常的生產軌道上來。

這種做法好不好？可以說有利有弊，但總體而言還是利大于弊。一方面是朝廷這樣做可以盡快實現災后重建，避免災民無償領糧食變得不勤快；另一方面，朝廷這么做能夠實現救災的最根本目的，那就是維持社會穩定，而想實現這個目標，讓災民重返生活軌道是關鍵。

由此觀之，中國古代的救荒賑濟制度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矛盾統一體。它既有基于儒家仁愛精神的“溫情”一面，又有出于維護統治的冷酷政治算計；它既有自上而下、效率堪憂的官方體系，又有自下而上、靈活機動的民間補充；它既有“授人以魚”的直接施舍，更有“授人以漁”的深遠考量。

總而言之，這套體系是基于古代的歷史背景前提下，也算是應運而生，適合當時的情況。古代救荒是皇權下的“恩典政治”，但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總算是沒有棄百姓于不顧，也算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