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哈爾濱的三聲槍響：一個韓國義士，何以成為中韓共同記憶？

歷史有時像個沉默的證人，它不言語，只是靜靜看著人間上演的悲喜劇。有些時刻，看似偶然的一聲槍響，卻能穿透時光，讓后來人觸摸到一個時代滾燙的脈搏。一百一十多年前，在中國的哈爾濱火車站，就有這樣三聲槍響。

“啪、啪、啪”，干凈利落，一個名叫伊藤博文的日本樞密院議長、前首相、朝鮮統(tǒng)監(jiān)應(yīng)聲倒地。開槍的人沒有逃，他從容地從懷里掏出一面旗幟，青紅太極，上有血書“獨立自由”四字，向著四周驚愕的人群，連呼三聲：“大韓獨立萬歲！”

“愛歷史”修復(fù)的安重根義士照片

這個人，叫安重根。

今天在哈爾濱站旁，在首爾的南山，都有他的紀念館。一個朝鮮義士，為何在中國與韓國都被如此銘記？因為那一槍，擊中的是東亞兩個古老民族共同的傷口，濺起的血光里，映照出的是相似的命運與不屈的抗爭。

安重根，生于1879年朝鮮的官宦之家。祖父因他胸前七顆黑痣，仿若北斗，為他取名“應(yīng)七”。父親望他性情能沉穩(wěn)如扎根巨木，改其名為“重根”。可他這“根”，注定無法安生于故土。他成長的年代，朝鮮的天空已被日本“征韓論”的陰云籠罩。軍艦恫嚇，條約勒索，一步步，家國的主權(quán)就像秋葉般被無情剝離。他讀漢文典籍，受儒家熏陶，骨子里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zé)”的擔(dān)當；他也善騎射，性剛烈，父親勸他多讀書，他回：“要當文弱之徒，還不如當個堂堂男子漢。”這話，幾乎預(yù)示了他后來選擇的路。

甲午一戰(zhàn)，大清慘敗，朝鮮最后的屏障崩塌，徹底淪為日本案上魚肉。安重根曾信天主教，祈望建設(shè)“道德的時代”。可現(xiàn)實是，伊藤博文來了，當上了統(tǒng)監(jiān)，成了朝鮮的“太上皇”。教育救國？他變賣家產(chǎn)，創(chuàng)辦學(xué)校，可日本一道命令，就能焚燒教科書，禁絕留學(xué)路。武裝反抗？他投身義兵，官至參謀中將，率隊渡江襲敵，終因寡不敵眾，血戰(zhàn)敗歸。路，似乎一條條都被堵死了。

1908年冬，在俄國境內(nèi)的克拉斯基諾，安重根與十一位同志做了一件極悲壯的事：各自截斷左手無名指一節(jié)，滴血入碗，在一面太極旗上寫下“大韓獨立”，對天盟誓。十指連心，這痛，是亡國滅種之痛，這血，是孤注一擲之志。次年，日本內(nèi)閣通過“日韓合并”決議，最后時刻到了。得知伊藤博文將到哈爾濱與俄國財政大臣會晤，密商瓜分朝鮮與東北權(quán)益，安重根知道，這就是那個“天賜良機”。

后面的故事，驚心動魄又蕩氣回腸。哈爾濱站臺，俄軍儀仗，各國使節(jié)，日本僑民揮舞的太陽旗……伊藤博文在簇擁下下車。安重根穿過人群，近距離連發(fā)三槍，槍槍命中。他沒有試圖混入人群逃離，反而高呼口號，束手就縛。這不是陰謀暗殺，這是一次公開的、宣告式的處決。

這聲槍響，瞬間震動了遠東，也透過當時中國方興未艾的報章，傳遍了神州。事件第二天起，中國各大報紙便蜂擁報道，一時間，“哈爾濱車站之變”成了街頭巷議的焦點。然而，仔細看去，這輿論的池水被投下石子后，泛起的漣漪卻是截然不同。

最有意思的，是看當時中國人自己辦的報紙怎么說。革命黨人于右任主辦的《民呼日報》，反應(yīng)最為激烈。他們不僅僅報道事件，更連篇累牘發(fā)表社論，直指伊藤此行絕非游山玩水，乃是“為將來統(tǒng)監(jiān)滿洲之預(yù)備”，并大聲疾呼：“滅韓國者伊藤，統(tǒng)監(jiān)韓國者伊藤……伊藤公之滿洲旅行非獨為滿洲，為全中國也！”他們把安重根之舉拔高到“政治暗殺”，是“革命軍補充之方法”，認為這一顆子彈，勝過“萬人之哭訴，千篇之諫書”。《民呼日報》甚至報道了安重根在獄中“大罵中國人”的細節(jié)，借這位義士之口，痛斥清廷麻木無能、不知唇亡齒寒。如此旗幟鮮明，自然觸怒日本，報紙在出版幾十天后便被強行查封，于右任也被迫離開租界。這是用筆墨和勇氣，在聲援那一聲槍響。

而像《申報》這樣的老牌大報，立場則更為深沉復(fù)雜。它一方面詳細報道事件經(jīng)緯，另一方面在評論中感嘆：“伊藤之朝鮮統(tǒng)監(jiān)也，韓人之大辱也。積三數(shù)年亡國之淚，掏其孤忠之血誠，迸發(fā)之于一彈……主張強權(quán)者，慎勿謂弱國之無人也。三思之！”字里行間，是對弱國悲歌的深切同情，也是對強權(quán)邏輯的嚴厲警告。這種聲音，代表了當時中國一大批有識之士的憂患心境。

當然，也有不同的調(diào)子。一些立憲派背景或態(tài)度保守的報紙，如《大公報》，雖然承認安重根的愛國心，卻認為“殺一伊藤不足以救韓國之亡”，刺殺之舉徒然招禍，反令“韓人從此不得安生矣”。至于日本在華主辦的《順天時報》等，則完全是另一副面孔，極力美化伊藤為“東亞和平”的“偉人”，詆毀安重根為“兇犯”，要求嚴懲。一幅輿論的“浮世繪”，清晰映照出各方勢力的立場與盤算。

回到安重根本人。他被引渡到旅順日俄監(jiān)獄。日本人想將這場政治刺殺淡化為刑事兇案，威逼利誘，說世界輿論都指責(zé)他，連韓國同胞也罵他。安重根在獄中，巋然不動。他寫下伊藤博文十五條罪狀，從弒殺閔妃到欺瞞世界，條條擲地有聲。法庭上，他堂堂正正宣稱：“我是大韓國義兵參謀中將，擊殺敵酋，是兩國交戰(zhàn)！你們應(yīng)依國際公法，待我以戰(zhàn)爭俘虜之禮！”面對清一色的日本法官、檢察官，他怒斥這場審判是“啞巴講演，聾子旁聽，真是夢中世界”。連當時旁聽的英國記者都寫道，在這法庭上，道義的勝利者，是那個戴著枷鎖的囚徒。

“愛歷史”修復(fù)的安重根義士照片

他知道自己必死，只求緩刑一月，要寫《東洋和平論》。在生命最后的144天里，他奮筆疾書，寫自傳，寫政論，也給那些私下敬佩他的日本獄卒、憲兵題字留念。“人無遠慮，難成大業(yè)”、“丈夫雖死心如鐵，義士臨危氣似云”、“為國獻身，軍人本分”。墨跡淋漓，落款處是他斷指左手的殷紅印記。母親捎來口信，告訴他為義而死，便是真孝。1910年3月26日，他穿著母親縫制的民族服裝，走上絞刑架，從容就義，年僅三十二歲。

他留下了《告同胞書》和《最后的遺言》。他希望遺骨暫埋哈爾濱，待祖國光復(fù)，再歸葬故土。他說：“我到天國后，仍為國家獨立而努力。”讀之令人鼻酸，又熱血沸騰。

安重根死了，但他的影子，卻長久地投射在東亞反侵略的歷史幕布上。中國的精英階層，用各種方式向他致敬。孫中山題詞“功拜三韓名萬國，生無百歲死千秋”；章太炎稱其為“亞洲第一義俠”，并撰文痛斥日本暴政；梁啟超揮淚寫下長篇《秋風(fēng)斷藤曲》；青年周恩來、鄧穎超在學(xué)校排演話劇《安重根》（又名《亡國恨》）。多年后，周恩來總理更是指出：安重根在哈爾濱車站的槍聲，標志著中韓兩國人民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斗爭的開始。

那顆子彈，雖然未能阻止1910年的“日韓合并”。但它像一粒火種，點燃了后續(xù)數(shù)十年前仆后繼的“義烈斗爭”。從朝鮮義烈團到虹口公園炸死白川義則的尹奉吉，行動前高呼“萬歲”、事后坦然受捕的姿態(tài)，與安重根如出一轍。他的精神，成為一種抗爭的范本，也成為了連接中韓兩國抗日志士的一條無形紐帶。

今天我們回顧安重根，不僅僅是回顧一位異國的民族英雄。更是透過他，去審視一個風(fēng)雨飄搖的時代里，個人在面對不可抗拒的傾軋時，所能爆發(fā)出的最大精神能量。當所有常規(guī)的救國途徑都被堵死，一個人，還能拿出什么奉獻給他的祖國？安重根的答案是：一腔孤勇，一身肝膽，以及一顆早已置之度外的赴死之心。他的行動有其特定的歷史語境，其方式或可討論，但其精神內(nèi)核——那種對家國深入骨髓的熱愛，對正義近乎執(zhí)拗的堅守，對強權(quán)毫無畏懼的挑戰(zhàn)——卻超越了時代與國界。

哈爾濱車站的喧囂早已散盡，旅順監(jiān)獄的絞架也已銹蝕。但歷史會記得那三聲槍響，記得那面血書的太極旗，記得那三聲震徹云霄的“萬歲”。它告訴我們，有些脊梁，即使身處至暗時刻，也是寧折不彎的；有些呼喊，即使瞬間即逝，其回聲也必將在漫長的時光走廊中，激蕩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