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河,作為印度教信徒心中的“洗罪之河”,承載著神圣的信仰與文明的厚重,流經南亞人口最稠密的區域,理論上本可成為貫通南北的“黃金水道”。可現實是,這條母親河幾乎不具備規模化航運能力,淪為“只司神職、不通貨船”的特殊存在。
其中核心癥結,正如所言,一是英國殖民時期埋下的致命隱患,二是恒河三角洲的地緣歸屬困境,再疊加自然、宗教與治理等多重枷鎖,最終讓恒河航運陷入絕境。
英國殖民統治,是恒河航運能力被“釜底抽薪”的始作俑者。19世紀中葉,英國人出于掠奪印度資源的目的,對恒河進行了功利性改造,壓根沒把發展航運納入考量。
為了大面積種植棉花以牟取暴利,他們主導修建了全長超560公里的恒河運河,核心功能僅限農業灌溉,甚至刻意修建大量低窄橋梁,直接阻斷大船通行的可能,從硬件上封死了恒河成為航運通道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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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致命的是,殖民者完全無視恒河年輸沙量高達14.5億噸的特性——這一數值是長江的3倍多,河道淤積速度極快,卻因殖民統治的臨時性,對泥沙淤積問題放任不管。
與此同時,英國人將資源全力投向鐵路建設,因為鐵路能更快速、穩定地把南亞的原料直接運抵港口,再轉運至英國,內河航運的微薄效益根本入不了他們的眼。就這樣,恒河被徹底邊緣化,等到印度獨立時,接手的已是一條被低橋、淤泥和混亂管理“封印”的河流。
獨立后印度試圖挽救,卻深陷“清淤無用”的困境,而恒河三角洲的歸屬問題,更成了壓垮航運夢的關鍵稻草。印度曾投入百億人民幣級別的資金搞清淤工程,還于2016年推出雄心勃勃的“國家水路一號”項目,計劃打通1600公里航道,可終究是徒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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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河泥沙淤積的速度遠超清淤效率,剛清理完的河道,短短數月就會被新的泥沙填滿,更要命的是恒河天生“愛跑偏”,主航道時常改道,清淤工程往往剛完工就面臨“航道搬家”的尷尬,所有投入都打了水漂。
更核心的難題在于,恒河三角洲作為全球最大的三角洲,約三分之二的面積屬于孟加拉國,印度境內的航道要出海,必須經過孟加拉國的水域,相當于“頭在自己手里,尾巴卻被別人攥著”。
為了掌控出海口,印度1971年修建了法拉卡大壩,試圖截留恒河水引入自家加爾各答港,結果反而引發更大危機。大壩截水導致上游淤積加劇,下游孟加拉國旱季水量驟減至正常流量的四分之一,農業減產、漁民失業、民眾搶水事件頻發,兩國關系持續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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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國對印度的水資源操作充滿警惕,懷疑其借航運、清淤之名壟斷水資源,雙方互信缺失,跨境航運合作根本無從談起。
即便拋開政治分歧,恒河三角洲本身也不適合大型航運,這里潮汐變化劇烈、水道狹窄,還遍布紅樹林與沼澤,船只只能挑時辰航行,稍不留意就會擱淺,進一步堵死了航運可能。
除此之外,自然稟賦、宗教信仰與內部治理短板,也讓恒河航運雪上加霜。恒河84%的降水集中在雨季,旱季部分航段水深不足1米,連小型船只都難以通行,且缺乏骨干水庫調節水位,無法改變“半年河、半年灘”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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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印度人而言,恒河是神圣的信仰載體,每天數十萬人在此沐浴、祭祀、投放供品與骨灰,大規模航運工程所需的清淤、建碼頭等操作,都會被視為“干擾神圣秩序”,遭到宗教團體強烈抵制。
同時,印度政府的“基建拖延癥”與跨邦協調難題,讓治理計劃淪為空談——每年的治理預算都存在巨大缺口,各邦為爭奪水資源互相推諉,碎片化治理讓恒河陷入“誰都想用、誰都不管”的公地悲劇。
說到底,恒河航運的困境,核心是英國殖民舊賬與三角洲地緣困局的疊加效應,再加上自然、宗教、治理等多重因素的牽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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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河背負了太多不屬于河流本身的重量,想要讓它真正“跑起來”,絕非單純挖淤修壩就能實現,更需要破解歷史遺留問題、理順地緣政治關系、平衡信仰與發展的矛盾,而這些,對印度而言無疑是難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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