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蕭華夫婦回鄉祭母，蕭華跪在九山嶺前：媽，不孝子來看您了

1961年仲春，京廣列車緩緩駛入贛州火車站，鐵軌震動間傳來悠長笛聲。車廂里，一位五十出頭的將軍端坐窗前，神情沉靜卻目光發紅。他就是開國上將蕭華，此行肩頭既有公事，也有私情——先替黨中央察看災情，再去九山嶺尋找母親嚴招勝的長眠之處。

下車那一刻，王新蘭緊了緊丈夫的軍大衣袖口。她知道，蕭華已經整整二十七年沒再踏上這片故土。興國縣委原打算組織歡迎儀式，被他一句“老百姓正餓著肚子，咱不能添麻煩”給擋了回去。于是，兩人自己挑了間最普通的招待所，窗外正是青石小巷，墻上留著當年蘇維埃標語的淡紅痕跡。

菜譜同樣簡陋：南瓜、番薯、青菜，外加一碗清湯。廚師偷偷加了盤熱乎乎的雞蛋，想讓將軍補補身子。蕭華抬眼看，沒多說，只夾了一筷交給門口守著的孩子：“端給鄉親們，大家都不易。”一句話，廚房里頓時安靜下來，油煙翻滾的灶臺邊響起輕輕的鼻音。

幾天走訪后，蕭華寫成六千字的調查材料，電報發往中南海。毛主席批示寥寥數句，卻掩不住欣慰：“興國蕭華，好樣的。”公事畢，他才騰出時間兌現心底多年的心愿——向母親的英靈傾訴。

清明前夜，月色淡白。蕭華、王新蘭同老地下交通員蕭能河摸上九山嶺。此處山高林密，當年是興國游擊隊的隱蔽地。蕭能河輕聲說：“那晚，嫂子就是從這條羊腸道往里引敵。槍聲斷斷續續，到后來就聽不見了。”

聽至此處，蕭華的手心已滿是冷汗。年逾半百的他依舊記得，1934年初冬離家時，母親把一雙新納的千層底鞋塞進他行囊：“娃，你跟著毛委員去，娘在家接應。”那一別，人世再難重逢。

嚴招勝出身窮苦，卻有著罕見的堅毅。1927年秋收起義的消息傳到贛南，她和丈夫蕭能賕把自家土坯屋變成秘密聯絡點。十歲的蕭華就被母親派去當“耳目”，看見生人進村便撒腿去報信；不久，小小年紀的他已能在深夜憑星光穿山越嶺，把情報送到紅軍營地。興國1928年暴動中，蕭華畫粉筆記號，協助紅軍一舉端掉國民黨據點，母親在背后張羅糧草，掩護傷員——一家三口的名字一起寫進了縣委的嘉獎令。

1930年5月，毛主席首次見到14歲的蕭華，拍著他的肩膀說：“小鬼，將來要挑大擔。”母親在一旁憨厚一笑：“娃的命就是黨的，您只管調遣。”兩年后，當中央紅軍主力決定長征，蕭華瞞著母親跟隨大軍西去，自信地說“娘放心，我一定走到延安再寫信”。那是他們最后的對話。

長征路上，蕭華多次在戰火中偵察有功，卻每逢夜深夢回，總會想起九山嶺的炊煙。此時的嚴招勝已成江西游擊區婦委書記，帶著寥寥數十名戰士在山林間與敵人周旋。1935年初，敵軍圍剿升級。為救身陷重圍的弟兄，她獨自引敵上山。槍聲停歇后，密林寂靜如墳，只有漫山杜鵑被子彈驚起一地花雨。嚴招勝的身體再未現身，連軀骨也與青山同埋。年僅三十五歲，青春永凍于九山嶺的濃霧之中。

二十六年過去，蕭華尋找母墳卻只找到那條被鮮血染過的山道。山路盡頭，杜鵑花已換了幾茬，仍舊燃得刺目。他俯身捧起一把紅土，低聲哽咽：“娘，華仔回來了。”王新蘭隨即跪地，雙手合十，淚光搖曳。山風卷著將軍的呼喊在山谷間回蕩，好像在等待一個溫暖的回聲。

當晚，他在油燈下寫下《哭嚴招勝同志》。十六行字，筆筆嵌血，字字帶淚；既有革命捷報“紅旗插到南京城”，也有兒子遲到的家書“公忙勿忘寄家音”。興國的團員們傳誦這首詩時，常常讀到“烈士忠骨埋桑梓，鮮花朵朵祭英靈”便哽咽停頓。

有意思的是，蕭華并非天生鐵血。他的豪情與骨血深處的柔軟，正是母親一點點塑成的。孩提時，他做錯事，嚴招勝只輕聲道：“記牢，你是窮人的孩子，要替他們出頭。”這種把愛家與愛國交織的情感，使少年蕭華在漫長的槍林彈雨里從未動搖。

1964年，他再度向興國縣委詢問：可否在九山嶺立碑？地方干部反復勘察，仍難確定確切遺骸位置。蕭華沒有再堅持，只囑咐鄉親們守好山林。他說：“山就是碑，花就是祭文，娘不需別的。”

生為忠勇將，死為青山魂。嚴招勝的名字后來被鐫刻進《江西省革命烈士英名錄》，可在兒子心里，最清晰的墓志銘仍是那句呼喊：媽，不孝子來看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