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丹丹丨辛亥革命前后統一多民族國家建設的思想資源與理論形態

張丹丹

吉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摘 要：辛亥革命作為中國傳統帝制到現代共和制的轉捩點,其意義不僅在于政體之更迭,更在于國家建設理念的深刻變革。這一時期,如何處理王朝國家遼闊疆域內復雜的族群關系成為關乎國家統一與存續的核心議題。為此,“中華民族”與“五族共和”兩種理論形態應運而生,二者超越簡單的種族界限,致力于塑造以領土權和公民權為基礎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為維護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奠定了法理基礎。“五族共和”作為過渡性綱領,起到了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凝聚民族共識的作用;“中華民族”是包容所有族群的、更高層次的民族認同升華,為現代中國提供了最根本的凝聚力,引導中國從天下觀轉向現代民族國家的構建。從“五族共和”的政治實踐,到“中華民族”的認同凝聚,承繼和弘揚了中國“大一統”政治文化的深厚傳統,回應了國家創新發展的現代課題。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先驅站在國家民族現代化發展的高度,站在歷史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對統一多民族國家建設的思想探索,為民國初年的國家建設奠定了理論基礎,不僅深刻地把握并不斷推動了民族觀念與精神的創造性轉化,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凝聚和發展,也深刻影響了當代中國處理民族與國家關系的基本邏輯。

關鍵詞：辛亥革命; 統一多民族國家; 中華民族; 五族共和; 大一統; 中華民族共同體

引言

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終結了延續兩千余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開啟了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歷史進程。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這場革命面臨的核心挑戰卻遠超推翻封建帝制。清朝作為一個統一多民族的王朝國家,其疆域涵蓋明朝時期的十八行省及西藏、新疆、蒙古等廣袤區域。當武昌起義的槍聲打破封建王朝秩序后,列強在中國邊疆地區加緊分裂活動,與此同時,革命陣營內部對國家形態的認知亦存在分歧。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推翻帝制后維護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如何將傳統王朝國家的疆域與民族遺產轉化為現代共和國家的基礎,成為清末民初革命精英必須回答的根本性問題。學界關于辛亥革命與民族國家建設的研究成果已相當豐富,既有研究或對不同思想脈絡之間的互動關系考察不足,或對這一關鍵時期的思想轉折討論相對薄弱。基于此,本文通過梳理“中華民族”、“五族共和”的思想脈絡與互動關系,以及“大一統”政治思想的現代轉型,揭示辛亥革命前后統一多民族國家建設的理論路徑與歷史邏輯,探索一種對奠定現代中國國家形態的思想的基礎性闡釋。

一、“中華民族”概念的生成脈絡與思想論爭

清末中華民族概念的形成,首先源于傳統天下觀面臨的深刻危機。傳統中國的天下體系建立在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基礎上,強調文化認同。然而,19世紀中期以來的一系列軍事失敗和外交挫折,使這種以文化優越感為基礎的天下觀逐漸瓦解。特別是1895年甲午戰爭的失敗,標志著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傳統秩序成為歷史,中國不得不面對一個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現代國際體系。

在這一背景下,有識之士為挽救民族危亡,或被動或主動地迎合西學東漸的風潮,譯介引入很多近代西方的術語和理念,“民族”一詞亦在此時乘勢而來。梁啟超是較早傳播“民族”一詞的學者之一。1899年,他在《東籍月旦》中首次使用“民族”一詞。1901年,他還在《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中向國人系統地介紹了伯倫知理的民族主義理論,認為民族主義是近代西方國家或民族強大的必不可少的思想武器,并指出民族主義思想對于建設民族國家的重要性:“凡國而未經過民族主義之階級者,不得謂之為國。”民族主義的目標就是建立自己民族的國家,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二十世紀初革命派接受近代民族主義的目的,其實不在于確認‘民族’,而在于建立一個新型的國家——‘民族國家’。民族不過是手段,國家才是目的。”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構建正是基于這樣的底層邏輯,建立“民族國家”成為當時中國先進士人的共同追求。梁啟超敏銳地認識到,中國要在“物競天擇”的環境中生存,必須將“天下”意識轉變為“國家”意識,并打造一個強大的民族共同體。為此,他在《論民族競爭之大勢》一文中指出:“今日欲救中國,無他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之國家而已。”

當時的中國如何建設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是一個多重面向的問題。西方民族主義理論分為單一民族國家和多民族國家兩種模式。源自西歐的單一民族國家模式強調“一族一國”,即一個民族對應一個主權國家,其基礎是共同的語言文化、地域風俗和歷史記憶等,這一模式也是一些革命派“排滿”主張的重要依據。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量中國知識分子留學日本。日本在明治維新后構建了以“大和民族”為核心的單一民族國家,這一模式對中國革命派和立憲派都產生了深刻影響。最初,梁啟超也贊同“一個國家為一個民族”的理念。但他在接受民族國家觀念的同時,也在思考如何將這一外來觀念與中國多民族共存的歷史與現實相結合。這種理論上的調適與創新,為“中華民族”概念的提出創造了條件。1902年,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首次使用“中華民族”一詞:“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盡管梁啟超最初是在討論先秦時期中國學術思想時使用這一概念的,但它具有極為重要的開創意義。

1903年,梁啟超將伯倫知理的民族學說引入國內:“民族最要之特質有八:(一)其始也同居于一地;……(二)其始也同一血統;……(三)同其支體形狀;(四)同其語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風俗;(八)同其生計。”這里血統雖然作為民族構成的要素被列其中,但伯倫知理舉了美國民族的例子,讓梁啟超的民族觀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認為:“地與血統二者,就初時言之,如美國民族,不同地不同血統,而不得不謂之一族也。伯氏原書,論之頗詳”,從而淡化了民族的血統和地域屬性,既然滿漢已經成為同一個民族,革命派帶有強烈種族主義色彩的排滿主張就喪失了合法性。梁啟超更加堅定了多民族國家觀念,進而提出“大、小民族主義”說:“吾中國言民族者,當于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于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于國外之諸族是也。”在梁啟超看來,革命派鼓吹的“排滿”,是狹隘的、危險的“小民族主義”。而中國要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競爭中生存,必須團結境內所有民族,形成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共同對抗外來帝國主義。這一“大民族主義”的闡發,其核心在于政治認同和國家利益優先于族裔認同,這為確立并弘揚包容性的“中華民族”觀念提供了理論基礎。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與立憲派圍繞民族及建國問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思想角逐。這場論戰不僅關乎中國未來的政治道路選擇,也深刻影響了“中華民族”概念的內涵與發展方向。立憲派主張“合滿”,建立包括滿族在內的多民族國家;與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不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在發動革命時以“排滿”為動員策略。1905年,同盟會成立,孫中山在《中國同盟會總章》中將“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綱領。在辛亥革命前的十余年間,“排滿”是革命派核心的政治口號與動員工具,服務于反清革命的策略需求。梁啟超覺察到革命派的“排滿”話語具有導致國家分裂的潛在危險,因此,他反對革命派“排滿”的極端表述,并從歷史與現實兩方面展開批判。一方面,中國歷史上從未是“單一民族國家”,漢、滿、蒙、回、藏等民族在長期歷史中已形成“共同生活”的格局,形成了“大一統”的疆域,而“排滿”會破壞這一民族傳統與現實;另一方面,近代中國面臨列強瓜分的危機,“一族一國”的單一民族國家模式不適合中國,若堅持“排滿”,則邊疆地區可能被列強利用,脫離中國。

1905年,梁啟超發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系統論述了中國境內各民族在長期歷史中相互融合、最終形成“中華民族”的事實,并進一步闡述了“中華民族”的多元構成特點。他指出:“現今之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數民族混合而成。”這一觀點打破了傳統華夷觀念中的種族壁壘,“中華民族”取代“大民族”成為民族共同體的名稱,并且是通過民族融合形成的文化政治共同體。梁啟超的多民族國家理論及“中華民族”的觀念逐漸被立憲派接受,并成為他們共同的追求。楊度在《金鐵主義說》一文中談到:“一民族與一民族之別,別于文化,中華云者,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則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義,無論同姓之魯、衛,異姓之齊、宋,非種之楚、越,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專以禮教為標準,而無親疏之別。其后經數千年混雜數千百人種,而其稱中華如故。以此推之,華之所以為華,以文化言,不以血統言,可決知也。”

孫中山等革命派的“排滿”話語中革命的對象特指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清朝統治集團,核心目標是推翻滿清王朝的專制統治,而非字面意義上的排斥滿族。章太炎在《排滿平議》中對“排滿”也給出了明確的解釋:“排滿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為編氓相從耕牧是滿人者,則豈欲倳刃其腹哉!”另一方面,“恢復中華”的目標不是“王朝復辟”,而是“現代建國”。

但在用什么政體組建什么樣的國家方面,立憲派與革命派存在分歧。革命派認為清朝的封建統治是當時中國內憂外患的根源,主張徹底推翻滿清政權,實行民主共和制度。立憲派考慮到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群眾對共和制度缺乏了解,當時殖民主義勢力環列邊疆,為維護邊疆地區的穩定和領土完整,主張五族共建,實行君主立憲制度。1907年,楊度以梁啟超的“大民族主義”為基礎,在《中國新報》上發表的《金鐵主義說》闡述道,“中國之二十一行省,以及內外蒙古、回部、西藏,未嘗有一焉不以為中國之土”,“漢、滿、蒙、回、藏等族,同處一政府之下,為一國之國民”,考慮到中國自古以來多民族的民族構成和疆域現實,楊度主張建立的多民族國家是包括清朝全境所有民族的國家。

盡管革命派與立憲派在民族觀念上存在分歧,但雙方的理論交鋒客觀上促進了“中華民族”觀念的深化與傳播。梁啟超對“中華民族”概念的闡釋,反映了傳統天下觀向現代民族國家觀的轉型,也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在回應西方挑戰時的思想創新與理論探索。“中華民族”概念的崛起不僅反映了近代中國民族國家構建的內在邏輯,還為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理念的確立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礎。

清末立憲派與革命派關于民族與國家問題的論戰,是中國從傳統王朝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過程中的一次關鍵性的思想奠基。以“排滿”為動員工具,成功地凝聚了推翻封建王朝舊秩序的巨大力量,但其構建漢民族國家的理解卻隱伏著風險。立憲派提出了“大民族主義”構想,力主在清朝版圖基礎上構建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以君主立憲維系多民族國家的統一。這場關于民族與國家藍圖的思想角逐,其結局充滿了歷史的辯證性:表面看,革命派在政治上取得了勝利,“排滿”口號因其情感上的直接性與道德上的鮮明性,在海內外華人、尤其是青年學生和新軍中產生了巨大的號召力,為辛亥革命的爆發準備了充足的輿論與群眾基礎。但其民族建國方案卻在實踐中被立憲派的核心思想所修正。而清廷在“預備立憲”中的虛偽與拖延,特別是1911年“皇族內閣”的出臺,徹底擊碎了立憲派的幻想,證明了通過體制內改革實現救亡圖存的道路已然行不通,革命是大勢所趨。清廷用自己的行動,為革命派做了最有力的“助攻”,使得梁啟超等人的“君憲救國”路線失去了現實依托。重要的是,兩派在論爭中相互影響,最終在1911年前后匯聚為“五族共和”的基本共識。

二、“五族共和”的統合意識與理論局限

立憲派的“大民族主義”理論對“中華民族”整體性的強調,與革命派后來的“五族共和”理論存在相通之處,也對革命派的理論調整產生了重要影響。就在革命派不斷調適所持論點的同時,立憲派的“大民族主義”進一步發展,并由其代表人物楊度首先提煉出“合五為一”的理論:“故中國之在今日世界,漢、滿、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漢、滿、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種,必使土地如故,人民如故,統治權如故。三者之中,不可使其一焉有所變動,一有變動,則國亡矣。……茲所論者,則國形不可變,即領土不可變,人民不可變也。人民既不可變,則國民之漢、滿、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為一,而不可分一為五。分一為五之不可,既詳論之矣。至于合五為一,則此后中國,亦為至要之政。”“合五為一”是辛亥革命前立憲派與革命派在論戰中不斷趨同的結果,楊度的“合五為一”論被視為“五族共和”思想的濫觴。

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立憲派逐漸轉向支持革命,其“大民族主義”思想也被革命派吸收。值得注意的是,以滿族留日學生為主在東京、北京創辦的《大同報》及《北京大同日報》,以提倡“滿漢人民平等”、“統合滿漢蒙回藏為一大國民”為宗旨,宣傳“五族大同”。可見,滿族知識分子也為“五族共和”理念的提出貢獻了自己的熱情。

“五族共和”作為政權建設的選擇最早見于1911年10月11日武昌起義時湖北革命黨人議定的五項事宜中,即“改政體為五族共和”,“規定國旗為五色,以紅黃藍白黑代表漢、滿、蒙、回、藏為一家”,此后“五族共和”在江浙皖等省產生了一定的宣傳效應,但遠沒有達到普及的程度。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宣言書》中明確宣布:“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后獨立。所謂獨立,對于清廷為脫離,對于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于中央,斯經緯周于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至此,“五族共和”可以視為對辛亥前那場論戰的一次實踐層面的辯證綜合。

“五族共和”不僅是一種理論主張,更通過法律制度與文化象征的形式,融入民國初年的國家建設過程,成為全民認同的國家符號。為了維護國家統一與民族團結,1912年2月,南京臨時政府正式宣布以“五色旗”為國旗。國旗作為國家的核心象征,是“五族共和”文化表達的重要載體,增強了各民族對國家的歸屬感。除了國旗,民國初年還通過國歌、國徽等象征符號,將“五族共和”從抽象的理論,轉化為民眾可感知的文化認同,為多民族國家的穩定奠定了文化基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及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一系列專項法令是“五族共和”法理化的核心載體,“五族共和”從政治主張轉化為法理規范,為民國初年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建設提供了法律依據。

“五族共和”作為政治口號被廣泛傳播,與袁世凱北方陣營的推動亦密不可分。當時南北對峙,袁世凱在與南方革命黨談判的同時,也需要安撫北方的滿蒙權貴。1912年2月,《清帝遜位詔書》中宣布:“仍合滿、蒙、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從此,“五族共和”不僅是革命派的建國理想,也成為了南北統一、清室遜位的政治共識。“五族共和”成為新生共和國的立國基石之一,強調漢、滿、蒙、回、藏五大族群平等,共建共和國,調和了“排滿”情緒與國家統一的矛盾,標志著孫中山的工作重心從革命轉向了國家建設,革命思想實現了由“種族民族主義”向“國家民族主義”的轉型,這一轉型對于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具有決定性意義。

辛亥革命前后的“五族共和”與“中華民族”概念共同塑造了現代中國的國家構建路徑,二者既有緊密的承繼關系,又存在深刻的內涵差異。“五族共和”承認中國境內主要由漢、滿、蒙、回、藏五個民族組成,這五個民族地位平等,共同執政,維護國家統一,但還只是一個政治綱領和建國方案,旨在革命后迅速穩定局勢,彌合民族裂痕。“中華民族”是一個高層次、一體化的民族共同體,強調“多元一體”,既承認境內各民族的多樣性,更強調在政治認同、文化命運和國家歸屬方面的高度一致性。

“五族共和”是辛亥革命后應對時局的政治基石,它用“共和”的框架,暫時擱置了復雜的民族認同問題,首要確保了國家的領土完整。“中華民族”則是現代中國國家構建的精神內核,是一個長期、動態的并不斷自我超越的構建過程,旨在培養一種超越族群、忠于國家的公民認同。二者并非相互取代的關系,而是歷史的接力與深化。“五族共和”是“中華民族”概念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具體政治實踐和過渡形態,而“中華民族”則是“五族共和”理念在更高層次上的目標歸宿和認同升華。二者共同構成了中國從傳統王朝天下觀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過程中,處理民族與國家關系的核心思想資源。

盡管“五族共和”在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其理論局限也不容忽視。“五族共和”沒有發展成為體系完備的理論學說,而只是一種政策原則,這一局限性使得“五族共和”難以應對復雜的民族問題,也難以抵御西方民族主義理論的沖擊。“五族”的劃分是一種泛稱,這種簡化的民族分類無法準確反映中國民族多元性的復雜現實,且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民族界限。這種并置式的團結,亦未能有效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強化。而實踐層面,“五族共和”在本質上是一種多民族的國家構建模式,承認境內存在多個平等的“民族”,然而,卻未能建立起一套有效保障各民族平等權利、處理民族事務的穩固法律制度和政治機構,對于如何處理“一”與“多”的關系尚缺乏行之有效的策略。北洋政府時期,尤其袁世凱死后,軍閥割據,政權更迭頻繁,邊疆危機加深,嚴峻地考驗著“五族共和”的框架。而南京政府時期,蔣介石試圖推行“中華民族宗支論”,強調國內各族只是中華民族的不同“宗支”,效果不彰。

“五族共和”無法滿足對于一個高度凝聚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需求。此后,如何進一步整合中華民族認同,成為貫穿整個民國時期的核心議題。面對這一困境,民國的政治與知識精英開始反思并試圖超越“五族共和”,向將國內所有族群整合為一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方向努力。這一思潮的突出代表是孫中山思想的轉變。孫中山在辭去臨時大總統后,迅速放棄了“五族共和”的提法。他借鑒美國的“熔爐思想”,強調政治認同高于族群認同,通過憲法和公民權將不同族群凝聚為一個國家民族。孫中山在1919年重新闡述三民主義,特別對民族主義表達了新的看法,提出了“民族主義之積極目的”的論述:“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于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如美利堅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1920年11月,孫中山公開表示:“現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由早期的“排滿”話語,轉變為“五族共和”,進而發展為“融合成一個中華民族”的理念。這一過程標志著統一多民族國家建設理論不斷向更深層次探索。

余論

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結構劇烈變動,中國現代國家構建始終面臨一個核心議題,即多民族政治共同體的身份重塑。辛亥革命是中國從王朝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歷史轉折點,在這一歷史轉折過程中涌現的思想與實踐,重新思考和詮釋了深厚的民族歷史傳統,提出并推動了“中華民族”作為民族共同體主體形態的生成與凝聚,實現了中華民族觀念從族群、文化意識向現代政治實體、歷史主體的發展融合。現代政治秩序的創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聚在近代歷史進程中出現了“協同演進”和“同頻共振”的高潮。

辛亥革命前后,思想界與政治精英圍繞多民族國家整合形成的“五族共和”理念,其深層精神與中國傳統的“大一統”政治理想血脈相連。中國傳統的“大一統”政治理想追求的是在廣土眾民的基礎上建立疆域統一、政治統一、經濟文化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政治秩序,這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政治文化傳統,是王朝國家的基本政治秩序。

“五族共和”將“統”的歷史主體從皇權轉變為民族聯合,將“統”的合法性從天命轉變為共和政治,實現統一多民族國家構建的路徑從封建君主專制轉向民族平等聯合的共和政治。“五族共和”首次嘗試將王朝國家的多民族遺產納入現代民族國家政治框架,這既是革命策略在實踐中的深入和發展,也是“大一統”政治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現代性適配。“五族共和”理念雖然在打破王朝體系、倡導民族平等上具有進步意義,但其政治實踐卻存在明顯缺陷,將民族關系簡單理解為五個主要民族的機械并列,未能全面把握與弘揚中華民族深厚的整體性傳統,且在軍閥割據的背景下,“共和”實為空懸,難以為新的政治實踐提供發展動力。

相比于“五族共和”的歷史轉折意義,“中華民族”概念自晚清提出,在辛亥中淬煉并持續深化,最終成為現代中國的國家共識和主導觀念。梁啟超率先提出“中華民族”作為整體國家民族的概念,初步闡釋了“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內涵,是對民族歷史的一個深刻發現與總結。孫中山則進一步將“中華民族”與共和制度結合,主張“五族合為一體”,將中國疆域內各民族均納入“中華民族”的范疇,構建起“多元一體”的民族認同框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李大釗“呼吁社會認同五族化合的新的‘中華民族’”,以“中華民族”觀念“來培養民族精神、統一民族思想”,提出復興古老中華民族的期望。李大釗的“中華民族”思想無疑是更為深刻而全面的,他將“中華民族”明確為“平等融合的、既具有共同的地緣和泛血緣因素、悠久的歷史文化淵源和一致性,又具有共同的現代政體和法律制度,因而具有共同的命運、利益和發展前途的由全中國各族人民即全體國民所組成的一大政治、經濟和文化共同體”,這是一個重大的思想突破,也是“中華民族”觀念的新高度。

綜上所述,辛亥革命前后這些思想先驅站在國家民族現代化發展的高度,站在歷史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深刻地把握并不斷推動了中華民族觀念與精神的創造性轉化,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凝聚和發展,為在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的道路上完成現代國家秩序的重構作出了重要的思想與實踐準備。

本文載于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06期，為方便手機閱讀，微信版未附完整附件和詳細注釋，如果您想了解全貌，可前往各在線數據庫或我刊投稿系統下載全文pdf。

責任編輯：馬建強 / 微信編輯：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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