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毛澤東指示急電臺灣，蔣介石閱完電報心中一顫：把經國叫來

1961年9月初的一個深夜，臺北陽明山的燈光才剛熄滅，蔣介石披著呢大衣準備回房。就在此刻，一封加急密電被送進他的書房，這封電報在稍后幾個小時內引發了一連串緊張動作，也讓父子倆的談話顯得格外沉重。

同一時段，遠在北京中南海，夜班的譯電員幾乎是沖進辦公室遞交情報。電文來自潛伏在臺灣的地下工作者，內容不多，核心卻直指“一名名叫鄭松燾的殺手已潛臺，目標為蔣介石本人”。對這種消息，毛澤東并未遲疑，他在電報邊角批下兩字：“轉發”。動作簡單，卻透出非同一般的考量。

有意思的是，1949年雙方兵戎相見，言辭鋒利；不過進入60年代，國際形勢、兩岸實力此消彼長，毛澤東對臺方針已悄然從“武力解放”轉向“和平爭取”。情報領域因此成了少數仍能“正面交鋒”的渠道，而任何涉及高層安全的信息都被當成頭等要事。

電報很快通過香港、菲律賓兩條秘密線轉送臺北。最初，蔣介石并未拆閱，只讓秘書放在案頭。第三封同樣署有“極機密”的急電接連抵達，他才意識到此事非比尋常。翻開電文，看完短短幾十字，他臉色當即一變，只說了七個字：“把經國叫到這里。”

蔣經國趕來的路上心里已有預感。父子在書房迅速交換信息后，一道命令飛出：警衛部隊進入二級戰備，情治系統通宵查檔，務必找出那個叫鄭松燾的人。蔣經國給情報主管只說了一句話：“必要時，干凈利落解決。”

說句實在話，鄭松燾絕非無名之輩。此人祖籍臺南，青少年時期曾受日本憲兵隊訓練，槍法拔群，戰后流落東京，靠給富商做保鏢謀生。1958年起，他時常往返香港、沖繩，與黑市軍火商混得極熟。就是這樣一位“游俠”，被流亡日本的廖文毅盯上了。

廖文毅出身臺南書香世家，俄亥俄州大學博士，早年意氣風發投入國民黨政壇，卻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與當局徹底決裂，隨后潛赴日本，自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在他看來，只要蔣介石不倒，一切“臺獨”理想皆無從談起，于是用幾百兩黃金買下鄭松燾這條“暗線”。

檢視70年代解密檔案，可以發現鄭松燾在1961年10月8日乘南韓客機抵臺，身份是《朝日新聞》特約攝影記者。他帶的唯一大件行李是一只改裝攝影箱，暗格里藏著勃朗寧手槍和消聲器。刪去冗余行動計劃后，紙頁上只留下一句：“20公尺內，兩槍。”

然而，計劃尚未啟動就露出破綻。臺北市警察局刑事組的岳安和因私情與鄭松燾多有往來，發現對方近期行蹤可疑，遂硬闖蔣經國寓所，留下簡單情報：“此人可能不簡單。”巧合與多線情報相互印證，警報瞬間拉響。

那一夜，全臺北的路檢崗多了三倍，情治人員直撲事先鎖定的住所，可屋里只剩空空行李和一張赴日機票。鄭松燾在風聲變緊的前一晚便溜上飛往羽田的航班，堪稱老練。蔣經國咬牙：“去東京，盯死他。”

資料顯示，1962年春，國民黨情報機關在東京郊外一次車禍中“處理”了鄭松燾。事故報告只有十余行，關鍵信息全被涂黑。外界難獲細節，但結合當年保密局慣用手法，線索已無需再多。

主謀廖文毅亦難逃清算。1965年5月，臺灣當局凍結廖家全部資產，將其家族成員集中居所，日常行動須報備。廖文毅當月返臺，被授予“特赦”名義，卻終生處在軟禁與監控之間，1986年病逝于臺北醫院。

站在這一事件的回溯線上，能看到復雜的三方棋局：北京提供情報，臺北忙于自保，東京地下網絡則暗流洶涌。毛澤東在當時為何要救對手？論者眾說紛紜，有的強調民族立場，有的認為戰略需要，無論哪一種解釋，都無法抹去一個事實——這封電報改變了幾個人的命運，也讓海峽兩岸的博弈增添了極具戲劇性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