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3000人被捕，伊朗抓出最大內鬼！前總統魯哈尼真的通美嗎？

伊朗局勢持續發酵，在抗議活動基本平息之際，伊朗政府開始大肆調查內鬼，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和我國外長王毅通話時介紹了目前伊朗局勢，他表示，伊朗最近的騷亂是“外部勢力煽動所致”。

曾經，魯哈尼是伊朗改革派的旗幟人物，他不僅在聯合國的講壇上風光無限，還一手促成了伊核協議的簽署，曾經高高在上的他，如今卻面臨著軟禁的局面，身陷巨大的政治風暴。

據悉，魯哈尼等三人因涉嫌組成“顛覆國家的團伙”而被拘禁，最讓人震驚的是，魯哈尼被指控曾向美國和以色列的情報機構泄露了圣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的行蹤，這直接導致了2020年蘇萊曼尼的斬首行動。

這位曾經手握國家大權的總統，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淪為“賣國巨奸”，被全體伊朗人民唾棄的呢？

魯哈尼的麻煩并非僅僅是簡單的政治分歧，而是直接觸動了伊朗體制的兩個核心部分：核戰略和經濟利益，首先，魯哈尼力排眾議簽署伊核協議，試圖通過暫停核武研發來換取西方解除對伊朗的制裁。

對于外界來說，這是一場務實的外交博弈，但在伊朗的強硬派眼中，這無疑是以國家主權為代價，換取短期的生存空間，畢竟，控制核武研發的是伊朗的革命衛隊，而這個舉動顯然挑戰了他們的核心利益。

更致命的是，魯哈尼試圖從革命衛隊的手中收回掌控國家經濟命脈的權力，革命衛隊已經深度滲透了石油、基建、通信等關鍵領域，掌握的財富高達數百億美元，魯哈尼下令革命衛隊不能涉足商業，企圖剝奪他們的經濟利益，這無疑是在觸動伊朗神權體系最核心的利益。

而最讓強硬派不滿的，是魯哈尼還在國內民族主義情緒最為高漲時，公開喊出“停止盲目輸出革命”的言論，這顯然是對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挑戰，顯然，魯哈尼的這些舉動不僅僅在政治體現，而是在挑戰整個體制的核心權力架構。

魯哈尼的悲劇，實際上早在他登上政治舞臺時就已經注定，回顧伊朗近幾十年的政治歷史，每當國家面臨經濟危機和制裁壓力時，神權派就會將改革派推到臺前，作為“救火隊員”。

一旦改革派試圖觸及體制的深層利益，他們很快就會遭到反擊和清算，2013年，伊朗在極限制裁下經濟瀕臨崩潰，魯哈尼成為了“工具人”——被默許推選出來處理危機。

在伊朗的政治體制中，改革派和保守派有著明確的分工，保守派掌握著國家安全、軍事大權以及意識形態的控制，而改革派則負責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和對外緩和。

這種分工注定是短期的：改革派可以調整經濟政策，推動民生改善，但絕不允許觸動革命衛隊的核心利益，尤其是核武研發這一根基。

相比之下，現任總統就顯得更加圓滑和精明，他在聯合國上對美國表現出合作姿態，轉身卻堅定支持革命衛隊推進核能力建設，與魯哈尼不同，佩澤齊希揚沒有試圖在強硬與妥協之間找到平衡點，而是選擇了迎合體制的力量。

這使得魯哈尼顯得過于理想化，他試圖通過“第三條道路”來緩解伊朗的困境，然而這種理想主義最終讓他左右為難，成了兩方的“夾心餅干”，改革派的理想被保守派的利益所壓制，結果就是兩邊都無法容納他。

這種政治路線的選擇，最終導致了魯哈尼的悲劇結局，伊朗的政治已經被壓縮到只剩下“硬剛到底”或“跪地投降”兩種極端選項，任何試圖走中間道路的人都會成為兩方的敵人。

將魯哈尼打成“內鬼”，對于保守派而言，是一著完美的棋局，首先，這個指控可以轉移國內日益加劇的矛盾，在經濟疲軟、失業率居高不下、貨幣貶值等問題的壓力下，國家的治理層已經無法承受更多的責難。

因此，將魯哈尼和他的“通美派”標簽掛在一起，成為一種“替罪羊”的選擇，這樣一來，民眾便不會把矛頭指向保守派，而是將所有的責任推給那些被認為背叛國家的人。

打擊“通美派”還能幫助保守派清除政治異己，一旦“賣國”這一標簽被強加到改革派頭上，那些主張對外緩和、進行談判的人就會成為嫌疑對象，改革派的殘余力量也會被一舉清除。

最關鍵的一點是，這種敘事可以極大地凝聚人心，將國內矛盾描述為“外部敵人+內部叛徒”的局面，比任何政治口號都更具煽動性，這種敘事讓保守派有了充分的理由，發動一場針對改革派的大規模清洗。

無論魯哈尼是否真的“通美”，這已經不再重要，在伊朗的政治生態中，任何試圖在“硬剛”和“妥協”之間找到平衡的人，最終都會失敗，魯哈尼的悲劇不僅僅是他是否背叛了國家，更在于他試圖證明“第三條道路”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根本無法在伊朗的政治體系中生存。

對伊朗來說，最大的威脅不是外部敵人，而是曾經信任的人，當權力的博弈變成了零和游戲，任何試圖打破規則的人都會成為犧牲品，魯哈尼的軟禁風波，不僅揭示了他個人的政治覆滅，也標志著溫和改革道路的徹底封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