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大西洋緊張升級：關稅、主權與歐洲戰略自主考驗

文︱陸棄

1月17日，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歐盟官網聯合發表聲明，正式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的對八國加征關稅計劃。這一舉措將對丹麥、挪威、瑞典、法國、德國、英國、荷蘭及芬蘭出口至美國的商品征收初期10%、六月起25%的關稅，理由直指這些國家反對美國對格陵蘭島的所謂“獲取權”。歐盟領導層對此表態堅決：關稅削弱跨大西洋關系，可能引發“危險的惡性循環”；歐洲將與丹麥及格陵蘭島人民團結一致，強調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并呼吁通過對話解決爭端。這一聲明不僅是一種外交姿態，更反映出歐洲在面對美國經濟與政治脅迫時，正在尋求制度化、聯合化的戰略回應。

這一事件的特殊性在于，它將長期以來被視作“經濟手段”的關稅，直接與地緣政治和主權問題綁定。跨大西洋關系自二戰以來建立在規則、制度與信任的基礎之上，即便在貿易摩擦中，美國和歐洲也通常會通過談判和妥協解決爭端。然而，特朗普的此次舉動打破了這一隱性秩序：貿易工具被轉化為對盟國主權表達意愿的壓力杠桿，明確地將經濟利益與領土政治掛鉤。這不僅挑戰了歐洲對規則與制度依賴的基本信念，也迫使歐盟重新思考長期以來以規則整合為核心的戰略框架。

從歷史經驗看，跨大西洋貿易與安全關系長期呈現不對稱特征。美國在安全上提供保障，歐洲則通過經濟與制度規則實現自主影響力。但當經濟工具被用于直接施壓盟國決策，這種不對稱關系的邏輯便發生逆轉。歐盟內部對此已有強烈反應：各主要黨團開始公開討論使用“反脅迫工具”，這是歐盟在制度設計上為應對外部經濟脅迫而保留的機制。該機制的核心在于，一旦第三方利用經濟手段迫使歐盟在主權或政策上讓步，歐盟可以采取對等或對策性措施加以回應。這標志著歐洲不再僅僅依賴制度話語維持合作，而是逐步形成實際可操作的威懾能力。

特朗普將關稅與格陵蘭島問題掛鉤，也暴露出當前國際秩序中的模糊邊界。格陵蘭島屬于丹麥王國，但其戰略位置和資源潛力使其在北極安全、能源與航道控制中具有高度價值。美國以經濟手段試圖改變既有政治安排，其方式直接觸及歐洲主權認知。這不僅挑戰了丹麥的國家利益，也考驗歐洲整體的戰略自主意識。科斯塔與馮德萊恩的聲明正體現出這種意識：歐洲必須通過團結與協調維護自身主權，否則在面對盟國施壓時，制度與規則將形同虛設。

這一事件同時對跨大西洋經濟關系帶來深遠影響。歐美長期依賴貿易互補，但一旦關稅被用于政治目的，原有規則體系便可能失效。貿易摩擦不再是零和經濟博弈，而是涉及戰略信任與政治邊界的復雜問題。這種信任缺失會導致貿易協議的批準程序延遲，投資與供應鏈安排出現不確定性，長期甚至可能引發結構性經濟調整。對歐洲國家而言，如何在維護規則、應對脅迫與保障經濟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成為亟需解決的難題。

在機制層面，歐洲的應對邏輯正在逐步形成：一是強化制度化回應，將反脅迫工具轉化為具體政策選項，建立可操作框架；二是強調團結協調，通過成員國一致立場增強議會和委員會在國際談判中的話語權；三是將外交與軍事、經濟緊密關聯，確保北極安全演習、領土主權和跨大西洋戰略在整體上形成邏輯閉環。這些措施顯示出歐洲正在從規則依賴型共同體向具備戰略自主能力的政治聯盟轉型，但轉型過程并不平順，內部利益差異與外部壓力可能隨時考驗其決策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轉型背后折射出更深層的國際邏輯變化：傳統的規則型聯盟，在面對單邊主義和經濟脅迫時，制度本身的約束力可能被削弱；國際關系越來越表現為規則與實力交織的復雜博弈。歐洲在選擇團結應對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自身經濟與安全依賴的脆弱性，這使得戰略自主不僅是政治口號，而是生存與秩序維護的現實需要。

從更長遠的視角看，美國關稅行動與歐洲聯合反制，可能會成為跨大西洋關系的結構性拐點。它迫使歐洲明確：單靠經濟整合與規則維護，無法保證盟友間的穩定互動；面對戰略壓力，制度化的應對機制與團結協調才是維持秩序的關鍵。科斯塔與馮德萊恩的聯合聲明，不僅是一次外交回應，更是對歐洲戰略自主的制度化宣示。未來跨大西洋關系，將在規則、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多維互動中重新定義權力邊界，而歐洲的選擇，將在國際秩序中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