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五月的傍晚,夷陵區江風獵獵,73歲的王任重站在葛洲壩工地的腳手架上,抬頭望見渾黃江水撞擊圍堰,浪頭高過人的肩。他把安全帽往后推了推,對身旁的技術員低聲說了一句:“這股勁兒,要是早些攢到三峽去就好了。”那一年,他剛剛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第一趟外出便直奔長江。
彼時的王任重,離一九五四年那場刻骨銘心的洪水已過去二十五年。那年六月,武漢關水位幾乎天天刷新紀錄,最高沖到二十九點七三米,比一九三一年的決口線還高出兩米多。三十三個不見太陽的日夜,把武漢逼到生死線上。王任重以省委一把手身份坐鎮江堤,日夜不離。電話里,他只丟下一句:“堤在,人就在。”隨后奔赴漢口江灘。
這場洪水吞噬了三萬多條生命,也把“治長江”四個字深深刻進了他的心。退水后,江灘一片淤泥,王任重踩著爛泥回望城里,被洪水打皺的街巷像一道無聲的問號:如果再來一次,湖北靠什么擋?
追根溯源,他翻到孫中山一九一九年的《建國方略》,又把四十年代潘綏、薩凡奇的勘察報告從檔案里撈出來。報告粗糙,卻亮出一句關鍵判斷——三峽是長江天然“閘門”。從那時起,“必須修大壩”的念頭在他心頭扎根。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周恩來總理逆流考察三峽,夜里仍召集百余位專家連軸討論。會后,周總理向毛澤東提請“積極準備,充分可靠”,并點名讓王任重跟進前期工作。王任重回漢口的船上,寫下簡單兩行:“若三峽成,百年憂可解。”然而,國家經濟形勢多次起伏,項目被迫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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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七十年代末,電力緊缺、洪水警報、航運瓶頸輪番出現。贊成與反對的聲音同樣高亢:有人擔心移民安置,有人質疑沉積物淤積。王任重的態度卻始終如一,他在中央會議上攤開手掌:“問題點得再尖銳也好,只要在圖紙上解決就成,別把爭論拖成新的風險。”
一九八五年,167位政協委員聯名“再慎重”,工程被再次按下暫停鍵。翌年成立的協調小組里,他幾乎場場到,會后還拉著年輕技術員在賓館樓道繼續推演流量曲線。技術員勸他休息,他擺擺手:“再熬一會兒,數據對不上,睡了也不踏實。”
一九九一年春節,廣州的專家座談會上,王震突然抬頭問:“到底拖還是干?”王任重回答極簡:“論證結論寫得清楚——早上一班車,晚上班車也能到,但耽誤的是乘客。”會場短暫沉默后,幾位年長學者點了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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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春,三峽議案正式列入全國“兩會”日程,社會各界輿論沸騰。就在這個節骨眼上,王任重突發急性心梗住進北京醫院。病房里,他拉住到訪秘書長的手,只說了兩句話:“討論一定要徹底;能過,我死亦安。”言語平靜,卻透著多年重負后的決意。
四月三日,人民大會堂紅燈高照。表決按鈕按下,贊成一千七百余票,決議通過。遺憾的是,王任重未能親耳聽見。他在三月十六日凌晨悄然離世,享年七十六歲。安頓遺體時,家屬照他生前囑托,替他向中央報了平生最后一句話——“工程若成,可告慰英靈。”
一九九二年深秋,他的骨灰被家人帶到三斗坪。江面風平浪靜,紙船小心承載骨灰和幾束山花。有人低聲念道:“任重,長江記得你。”船身打了個旋,隨波而去。
大壩自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正式開工,二〇〇九年主體竣工。防洪、發電、通航、補水——四張成績單接連上報。每逢汛期,當年讓武漢人夜不能寐的洪峰,被三峽庫區削去棱角后穩穩通過下游水文站。有人把實時水位截圖貼到王任重舊照旁,照片里的老人微微頷首,仿佛對這數字心知肚明。
必須說明,三峽并非萬能鑰匙,生態補償、移民后續、泥沙調度仍在持續修訂。但不能忽視的是,千年水患被牢牢納入工程管理體系,這一根本性轉變背后,凝結著數代人幾十年的堅持與爭論,其中最深的烙印,屬于那個在江堤上熬紅雙眼的湖北第一書記。
有人回溯那段往事時,總愛用“歷史選擇”來形容三峽立項,其實更貼切的說法或許是:選擇來自一次次逼到眼前的漲水線,也來自一群心里放不下長江的人。王任重正是其中最執拗的一位,他曾說,“江水不睡我不睡”。如今大壩已矗立,長江依舊晝夜奔騰,只是浪頭到壩前再無往日狂躁,像是記得那位老人臨別的囑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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