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彭老總探望一船工，20年后楊得志、楊成武先后接見，此人是誰

1966年4月10日，石棉礦區(qū)的救護(hù)車急匆匆停在縣醫(yī)院門口，一位身穿舊棉軍裝的老人被扶了下來。他叫帥仕高，左眼蒙著紗布，右手仍緊握一截磨得發(fā)亮的船槳。這根槳，他自幼不離身，說是“壓驚”。住院第三天，病房忽然來了位肩披風(fēng)衣的中年人，腳上沾著泥水，神情卻格外溫和。護(hù)士沒想到，這正是剛到川西督察三線建設(shè)的彭德懷。

“老人家，還記得三十一年前大渡河的水聲嗎？”彭德懷開口便拋出一句。帥仕高微怔，隨后猛地坐起——那場強渡的炮火、浪聲、喊聲立刻沖回腦海。短暫對視后，兩人握手良久，誰也沒先松開。這一幕，從病房門口悄悄探頭的實習(xí)醫(yī)生后來寫進(jìn)值班日記，被醫(yī)護(hù)人員口口相傳。

事情要追溯到1935年5月。中央紅軍翻越夾金山后，一晝夜急行抵達(dá)大渡河南岸的安順場。大渡河當(dāng)時水深約十五米、寬三百米，五月汛期浪頭卷著碎木滾石，每秒流速七米。當(dāng)年太平軍石達(dá)開便困死此地，蔣介石揚言要讓紅軍重蹈覆轍。沒有船，一切都是空談。偵察兵費盡唇舌，才從村民口中聽說河上有個“船老大”——二十出頭，姓帥名仕高，人壯，船穩(wěn)。

劉伯承當(dāng)晚電令楊得志：“活要見人，船要見底。”次日拂曉，帥家茅屋外響起輕輕的敲門聲。“別怕，我們是紅軍。”士兵低聲解釋。聽說是為窮人打天下，帥仕高抄起船槳就答應(yīng)。小伙子心里明白，這是拿命去闖，可一想到地主老爺橫征暴斂，他咬牙：成敗由天。

5月25日晨霧未散，一葉翹首船滑入水面。帆未升，槳先劈。帥仕高立于船尾，另兩位船工分居左右。船剛到對岸百米處便遭機槍掃射，船底碰上暗礁停滯。千鈞一發(fā)，他和伙伴跳入冰冷激流，用肩頂船，用雙手推礁，浪打在臉上生痛。十幾分鐘后，船沖出火力封鎖，十七名紅軍登岸奪下對岸碉堡。隨后，八十一名船工晝夜往返，護(hù)送主力三千多人過河。彭德懷臨走時掏出八塊大洋，塞給帥仕高：“兄弟，拿著；日后要是遇難，記得是紅軍欠你一條船。”話音重，卻真誠。

強渡成功，蔣介石震怒，命劉文輝追查“通匪船工”。賴執(zhí)中被拉去槍決，帥仕高成了要犯。鄉(xiāng)親悄悄來報：“老幺，走！”他帶著父親和十幾船工連夜翻山。自此，名字從安順場消失，一走就是十七年。有人說他進(jìn)山淘金，有人說落草為寇，真相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被彝族嘎基部落當(dāng)作奴隸，放牛、砍柴，左眼因硫磺礦毒氣熏瞎。

1950年，西南軍政委員會已在成都辦公。劉伯承多次提到“那幾個船工”，但名冊殘缺，徒喚奈何。1952年初春，魯瑞林帶剿匪部隊進(jìn)大涼山，偶遇一個漢族奴隸，衣衫襤褸卻能說川西方言。記者隨手寫下短稿：“奴隸自稱三十七歲，本姓帥，曾駕船渡紅軍過大渡河。”稿子送到軍區(qū)，魯瑞林拍案：就是他！

被接到雅安醫(yī)院時，帥仕高只剩七十來斤，頭發(fā)花白，一眼失明。醫(yī)囑上寫著“體質(zhì)極度衰弱”，但他第一件事不是問病，而是問：“渡口還在嗎？”醫(yī)生愣了好一會才答：“在，河水依舊。”眼眶頓時紅了。

康復(fù)后，地方政府給了三間土墻房和五畝地，又安排優(yōu)撫金。日子雖清苦，總算落了根。1966年那場醫(yī)院相逢，讓他的生活再次被推入聚光燈。彭德懷臨走，把身上僅有的三十元和三盒“大前門”壓進(jìn)柜頭：“兄弟，國家遲給的心意，先領(lǐng)著。”帥仕高推拒，彭德懷半開玩笑：“再推，我可要生氣嘍。”一句“要生氣”帶著湖南口音，病房里笑聲一片。

“彭老總探望船工”的消息在軍內(nèi)傳開。1970年代初，楊得志赴西昌視察，順道詢問安順場船工。1974年秋，他終于在雅安小招待所見到帥仕高，遞上一件深棕呢子大衣：“河風(fēng)大，披上。”兩人回憶彼岸火網(wǎng)，夜談至更深。1985年，長征五十周年前夕，楊成武也來到安順場。會面時，老人已滿頭銀絲，拄著拐棍，仍堅持走到江邊。浪聲依舊，他摸著欄桿說：“那時候河沒欄桿，心里也沒欄桿。”

后來，地方政府把安順場舊渡口和炮樓列入保護(hù)，老人常被請去給后輩講講老故事。“我其實沒做什么，”他說，“只是劃條船。”1995年盛夏，這位老船工在家中安靜離世，享年八十四歲。船槳被擺在靈堂中央，槳尾刻著兩行小字：1935·渡河；1966·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