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果TV出品的“婚姻紀實觀察綜藝”《再見愛人》第五季開播時社會關注度很高,這是因為節目第四季大爆后被更多人知曉,但社會評價降低(豆瓣評分6.4,低于前三季),觀眾隱隱有種期待,想看看這季有什么變化,能否維持去年的人氣。
讓所有人沒想到的是,剛播出就爆出某位嘉賓的負面新聞,迫使節目刪去一對嘉賓,內容大大縮水。在其他方面,這季似乎也沒能得到觀眾認可,出現了評價和人氣雙低的局面(豆瓣評分5.3,僅四千多人評價,均為歷年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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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愛人》第五季海報
晚婚、新家庭主義與馬賽克家庭模式
雖然這季只保留了兩對嘉賓,但各有其特點,增加了節目的豐富性。李施嬅和車崇健戀愛多年未成婚,其他嘉賓(包括前四季)都走進過婚姻,第三季的王睡睡和張碩也辦過婚禮。
基于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與中國不婚不育少育群體專項調查數據,中國大齡未婚人口規模持續增長,近年來高學歷終身不婚人口規模增長及終身不婚水平提升明顯[1],如李施嬅、車崇健這樣的社會精英至今單身并不罕見。
女性經濟能力的增強、性別意識的提升是影響其婚姻抉擇的重要因素。有研究指出,負面婚姻新聞的報道、婚后焦慮的媒介渲染、獨立女性形象的媒介建構、女性意見領袖的示范、開放化的網絡話題討論等潛移默化地影響都市青年女性的婚姻觀念,使其在不知不覺中接納晚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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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施嬅和車崇健
李施嬅作為事業成功的女性,可以堅持擇偶高標準,不因年齡焦慮、經濟和社會壓力而匆忙完婚,她們的堅持在一定程度上還能促使那些有述情障礙的男性開始反思,做出改變去提升心智能力,如車崇健去尋求愛情專家的幫助。
梁淞和何美延與節目中其他已婚育夫妻不同,他們是三代同堂,梁淞父母作為孫輩撫育者在家中有舉足輕重的位置。這種家庭在形式上與舊家庭相仿,區別則是年輕一代主體性的增強。
正如康嵐所指出的,青年身上出現了以家庭價值的穩固和個體意識的崛起為雙重特征的“新家庭主義”,更多強調家庭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平衡,這有別于父輩認同家庭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的傳統“家庭主義”。[3]而梁淞心目中的理想家庭(一家人整整齊齊)與何美延想在婚姻中滿足情感需求間的沖突,則彰顯了當代男女對家庭的不同期待。
計迎春認為中國現代家庭關系像馬賽克,即傳統與現代兩種元素在其中共生、雜糅、交錯,出現了雙系多核、代際親密共生的馬賽克家庭模式,其中不同代際女性之間的情感和照料關系在推動這一體系的形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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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淞和何美延
梁淞和何美延的家庭更多表現為父系家庭的代際共生;而在不同代際女性的照料和情感連接作為家庭模式運作的動力和黏結劑這方面,兩對伴侶有著類似的傾向,梁淞母親說何美延離婚了可以跟自己過,李施嬅與車崇健母親之間也有很深的情感鏈接。
真人秀、觀察室機制與權力的失衡
《再見愛人》不只是真人秀,也是觀察類綜藝,采用“紀實跟拍+觀察室討論”的模式。一方面在活動中全程跟拍嘉賓,另一方面設置觀察團(也叫催更團)對其(剪輯后成片)觀察和討論。這兩方面都可能出現倫理問題,第四季引發大量爭議就是倫理失范后觀眾負面情緒集中爆發的表現。
那么,第五季有沒有類似的問題?
紀實跟拍是嘉賓同意的,但力度可能超過其想象。每位嘉賓都有專屬跟拍,24小時多機位記錄,甚至伴侶夜間獨處也如此,無怪乎有人稱其為“全景監獄”。通過這樣的方式,制作方捕捉到嘉賓大量的微表情、對話和肢體動作,再選擇性地放大、強調,從而制造出一幕幕戲劇沖突。
這些“抓馬”場面在吸引受眾的同時,也可能讓嘉賓淪為網暴受害者。這一季的“頭巾事件”(梁淞為保持造型拒絕將頭巾讓給何美延擋風沙因而被罵自私)就是一個典型案例,但造成的后果不如第四季嚴重。
其次,觀察室遭到不少質疑。作為連接節目與觀眾的核心環節,觀察室蘊含著深刻的社會意涵:它既是一面促進觀眾對自我進行審視和反思的鏡子,又是包羅萬象的小型話語場,孕育著新的社會價值觀念。[5]
然而,研究者理想中的觀察室并不存在,觀察者“嘴替式”的吐槽更多起到了推波助瀾、擴大矛盾的作用。第五季觀察室換人被認為是節目組的改進措施,卻因缺少“辣評”(如新來嘉賓劉擎教授話風溫和)被指摘為“不敢說”。
顯然,觀察室如何在迎合觀眾(可能是不合理的期待)和堅持工作倫理上做出抉擇,將繼續成為一個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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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室變成一個單向的、針對個體的審判室,而不是自由平等開放討論社會議題的空間。”圖為華東師范大學紫江特聘教授劉擎
筆者以為,問題的根源是多重的權力失衡。首先,嘉賓的隱私權、話語權有限——第四季嘉賓李行亮近期發表的聲明中就提到被網暴后因有保密協議無法及時回應——只能被動地成為觀察員、網友凝視和批判的對象。
其次,觀察室加重了權力失衡。這倒不是說他們比網友更毒舌,而是其銳評更多指向嘉賓,淡化了背后的結構性問題(如家庭主婦自尊較低是社會現象,一味去指責何美延就有失公允),更不可能去批評節目組(房間中的大象)。這就使得觀察室變成一個單向的、針對個體的審判室,而不是自由平等開放討論社會議題的空間。
第五季是在迷途知返嗎?
作為一個綜藝節目,《再見愛人》有其成功之處。首先是選題的創新,此前國內沒有這個主題的綜藝,因而第一季出來就令人耳目一新;其次是兼具藝術性和娛樂性,節目制作水準整體在線,視聽效果良好,且笑點不斷。在多年耕耘下,節目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品牌,但由于對工作倫理的忽略,口碑有逐年下滑的趨勢。
例如,選擇性地呈現人際沖突,將嘉賓在節目中暴露的缺陷刻意放大,這不但會激起網暴,還可能引發集體創傷,導致社會輿論的分裂。當觀眾陷入某種負面情緒后,就可能抱團去攻擊某個嘉賓,或者情緒化地站隊、互相攻擊。
這一季節目組也許是感知到了危機,開始進行調整,試圖回歸或者說轉向強調節目的社會性和治愈性,即在探討社會問題的基礎上,讓嘉賓和觀眾得到某種心靈慰藉。
在第五季的回門宴上,嘉賓紛紛表達了對節目組和觀察者的感謝,聲稱自己從中獲益良多,梁淞更是哽咽著說這個節目救了他……這樣的大團圓結局多多少少有為節目正名的意圖,但它是否成功恐怕要打上一個問號。
筆者以為,從根源上做起,即從對工作倫理的反思開始,做出一些實質性的改變,也許比人為制造一些溫馨場景更有效。
[1] 張現苓、陳佳鞠:《中國晚婚不婚現象:趨勢、特征與原因》,《人口研究》2025年第3期
[2] 戴穎潔、呂梓劍:《都市青年女性的晚婚潮:女性主義與大眾媒介的聯姻》,《中國青年研究》第12期
[3] 康嵐:《代差與代同:新家庭主義價值的興起》,《青年研究》,2012年第3期
[4] 計迎春:現代中國家庭關系如馬賽克般雜糅︱我們這個家,澎湃,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919090
[5] 劉子瑜、蔡騏:《內容生成與情感激發:解析觀察類綜藝中的觀察室機制》,《中國電視》2024年第6期
(作者陳亞亞,復旦大學現當代文學博士,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來源:陳亞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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