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瘋”計劃：借外國兵艦，雇澳洲水手，跨海直掏東京

說起晚清那會兒的事兒，您可能頭一個想到的是鴉片戰爭、甲午海戰，要么就是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但今兒咱不說這些大路貨，單表一人，這人姓宋名育仁，字蕓子，四川富順人。要說這宋育仁，可真算得上是晚清一號“奇人”。

奇在哪兒呢？奇在他一個翰林院的清流文人，竟然在中日甲午戰爭打得最窩囊的時候，躲在萬里之外的英國倫敦，腦子里蹦出一個石破天驚的主意——咱別在海上跟日本人硬碰硬了，干脆湊一支奇兵，漂洋過海，直接去掏他的老窩，打日本本土！

這主意，聽著像不像天方夜譚？可偏偏這位宋先生，他不光是想想，他是真干了，而且差一點就干成了。您要問后來怎么著了？哎，這正是咱們今天要聊的一段幾乎被塵土埋沒的往事，一段能讓人拍案叫絕，又能讓人扼腕長嘆的歷史插曲。

宋育仁這人，打小就聰明。生在咸豐年間，家里不算大富大貴，但讀書是一把好手。十五歲就考中了秀才，被當時督學四川的大人物張之洞一眼看中，選進了成都的尊經書院。

這尊經書院可了不得，是四川的最高學府，里頭出來的都是像廖平、楊銳、吳之英這樣日后攪動風云的人物。宋育仁在這里如魚得水，學問做得扎實，思想也漸漸開了竅，不再只盯著四書五經，開始琢磨起天下大勢、中外得失。

光緒十二年，他進京趕考，中了進士，點了翰林，成了天子門生，進了翰林院當庶吉士。這在當時，是讀書人頂榮耀的出路，按部就班下去，少不了是個朝廷大員。

可宋育仁骨子里有股不安分的勁兒。他目睹國家積貧積弱，心里著急，寫文章，發議論，主張變法維新，提出“君民共治”，在守舊的京城官場上，得了個“新學巨子”的名號，既是褒獎，也透著幾分對他“不安分”的側目。

機會在光緒二十年來臨了。朝廷派他出使歐洲，擔任駐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四國公使館的參贊。這對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宋育仁來說，簡直是天賜良機。

他到了倫敦、巴黎，不像有些官員那樣只顧著應酬觀光，而是真下了功夫。他跑議院聽辯論，進工廠看機器，訪學校問教育，和當地的學者名流交往，把所見所聞、所思所想，詳詳細細記下來，后來編成了《采風記》這本書。

這本書在當時可是暢銷讀物，讓很多閉目塞聽的國人第一次比較真切地看到了西洋世界的模樣，蔡元培先生讀了都佩服不已。宋育仁自己也通過這些考察，更加堅定了中國必須變革圖強的信念。

就在他潛心考察西洋富強之道的時候，遙遠的東方，一場決定國運的戰爭爆發了——甲午中日戰爭。消息傳到歐洲，起初清廷還報些“捷音”，但很快，真實的敗績就像凜冬的寒風，一陣緊似一陣地刮來。

平壤丟了，黃海大戰北洋水師慘敗……宋育仁在倫敦使館里，坐立不安，憂心如焚。他分析形勢，認為日本國小資源少，經不起持久消耗，曾上書建議朝廷打持久戰。但前線兵敗如山倒，持久戰從何談起？

眼看著局勢一天天敗壞，這個書生參贊急得是五內俱焚。或許正是這種極度的焦慮，加上他在歐洲接觸到的國際法和戰時商務規則知識，碰撞出了一個在常人看來近乎瘋狂的計劃。

某一天，一個大膽到極點的念頭在他腦海里清晰起來：何不利用現成的國際規則，組建一支“雇傭艦隊”，奇襲日本本土？

具體的方案是這樣的：當時英國有現成的軍艦，本來是打算賣給南美國家阿根廷和智利的，有五艘兵艦，十艘魚雷快艇。咱們可以把它買下來。

兵員從哪里來？澳大利亞是英國屬地，那里的商會按照西洋慣例，有權自己招募武裝水手保護商船。中日開戰，南洋震動，澳大利亞商會完全有理由組織一支護航武裝。咱們就借這個名頭，招募兩千名澳大利亞水兵。

這樣一來，艦船、人員都是“外國籍”，掛的是英國商旗或澳大利亞的旗號，名義上是保護商船隊。然后，這支艦隊從菲律賓出發，一路向北，直撲日本的長崎，甚至奔著東京去。

這叫“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在國際法上鉆個空子，打他個措手不及。

您聽這計劃，是不是覺得有點像小說里的情節？可宋育仁他不是空想家。他立刻行動起來，展現了驚人的行動力和外交手腕。

他找來使館的同事參議楊宜治、翻譯王豐鎬等人秘密商議，大家都覺得有戲。于是分頭行動。宋育仁自己利用在歐洲的人脈，找到了關鍵人物：一位美國退役的海軍少將夾甫士，和英國一家叫做康敵克特銀行的經理格林密爾。

跟他們談妥，由清朝政府出面，向這家銀行借款三百萬英鎊，其中二百萬用于購買艦船武器，一百萬作為軍費。同時，聯系上了前北洋水師的英國籍教習、提督銜的瑯威里，請他出山擔任這支特殊艦隊的司令。瑯威里熟悉中國也熟悉海軍，由他指揮，再合適不過。

在國內，宋育仁也沒閑著。他深知如此大事必須獲得地方實權人物的支持。他秘密寫信給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這些手握重兵、相對開明的封疆大吏，爭取他們的理解和后援。

一切都在秘密而高效地進行著。據記載，到后來，艦只買妥了，槍炮彈藥備齊了，兩千名澳大利亞水兵也募集得差不多了，艦隊已然是“炮械畢集，整裝待發”，箭在弦上。

瑯威里摩拳擦掌，就等著一聲令下，帶著這支奇兵，上演一出跨海遠征的好戲。宋育仁這邊，也把詳細的計劃和進展，通過渠道報請朝廷批準。他內心想必是既緊張又興奮，仿佛在無盡的黑夜里，看到自己親手點燃了一簇可能燎原的火星。

然而，歷史往往就愛在“眼看就要成了”的節骨眼上開玩笑。壞消息來自內部。

當時清朝駐歐洲的公使龔照瑗回國述職完畢，返回倫敦任所。他一回來，就察覺了宋育仁背地里搞的這套驚天動地的謀劃。這位龔公使的反應，用現在的話說，估計是嚇得魂飛魄散。

在他看來，這簡直是胡鬧，是“妄為生事”，是會給朝廷引來更大麻煩的冒險行徑。他根本顧不上細想這個計劃是否有成功的可能，立即發電報回國內，把事情捅了上去。

此時，清朝中樞是什么光景呢？陸戰海戰一敗涂地，朝廷早已被嚇破了膽，主和派占了絕對上風。主持大局的李鴻章，一心只想盡快結束戰爭，哪怕條件屈辱。慈禧太后更是只求保住她的安穩日子。

在這種氛圍下，宋育仁那個充滿冒險精神的奇襲計劃，傳到北京，簡直就像在一群驚弓之鳥中間扔了個炮仗。李鴻章堅決反對，認為這是節外生枝，破壞和議。慈禧太后聽了匯報，朱筆一揮，定了性：“妄生事端”。

四個字，一道旨意，遠在倫敦的一切努力，購船、募兵、借款、備戰……全部作廢，立即停止。同時，電召宋育仁“速速回國”。

可以想象宋育仁接到命令時的心情。滿腔熱血，周密籌劃，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而這“東風”卻變成了一盆來自紫禁城的冰水，迎頭澆下。功敗垂成，莫過于此。

他在回國途中，心中悲憤難平，把整個事件的經過原原本本寫了下來，取名《借籌記》。“借籌”二字，用的是張良借箸為劉邦籌劃天下的典故，其中寄托了多少不甘與遺憾。他只能“撫膺私泣，望洋而嘆”，眼睜睜看著自己構想的、可能扭轉戰局的奇謀，隨著波濤湮沒無聞。

不久之后，《馬關條約》簽訂，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歷史朝著另一個方向，沉重地滑了下去。

回國后，朝廷對宋育仁這番“妄為”倒也網開一面，沒有深究治罪，只是把他降了職，調回翰林院冷處理。但經此一挫，宋育仁的從政熱情恐怕也涼了大半。

他后來回到家鄉四川，轉向實業救國，辦商務，興礦務，開工廠，還創辦了四川近代最早的報紙《渝報》和《蜀學報》，繼續傳播新思想，培養新人才，成了四川維新運動的關鍵人物。晚年，他作為成都士紳領袖“五老七賢”之一，仍關心地方公益。但早年倫敦那段驚心動魄的冒險，想必已成為他心底最深的一道刻痕。

回過頭看，宋育仁這個襲擊日本的計劃，到底現不現實？后世有很多討論。

有人說這是書生妄議，異想天開，即便真去了，以區區十幾條船、兩千人，能否撼動日本本土？會不會在國際上引起更大的外交糾紛？這些都未可知。

但也有人認為，這計劃恰恰抓住了當時日本本土防御空虛的心理盲點，戰術上具有突襲性，而且充分利用了國際規則和商業掩護，有其巧思和一定的可操作性。

更重要的是，它展現了一種在絕境中不甘屈服、主動出擊的膽略和想象力，這與當時清朝上層普遍的懦弱、妥協心態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對比。

它就像一束微弱卻刺眼的光，照出了那個腐朽體制下，依然有個別靈魂不甘沉淪，試圖以一己之力，搏擊命運，挽回狂瀾。哪怕這嘗試注定失敗，其精神氣概，也足以穿越時空，讓后來者為之動容。

宋育仁的故事，不只是一個奇襲計劃的流產，更是一個晚清知識分子精神世界和現實困境的縮影。

他既熟讀經典，深諳傳統，又睜眼看世界，渴望變革；既有翰林清流的身份地位，又能跳出窠臼，干出聯絡外商、募兵買艦的“出格”之事；既對朝廷抱有希望，努力在其體系內尋求救國之道，最終卻又被這個體系無情地壓制和拋棄。

他的理想，他的掙扎，他的奇謀，他的憾恨，都深深烙上了那個矛盾、激蕩、希望與絕望并存的時代的印記。

而我們今天重新提起他，提起那個半途而廢的跨海奇襲夢，不只是獵奇一段塵封的秘史，或許也是想從那個“不可能”的設想中，感受一點在沉重現實中依然掙扎跳動的、不屈的脈搏。

歷史沒有如果，但那些曾經閃耀過的勇氣與智謀，無論成敗，都值得后人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