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在商務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何詠前正式回應了高市早苗此前要求中方撤回對日本軍民兩用物項管制措施的言論,直接送給日本四個字:“不予接受”。
對于高市早苗污蔑中國此舉不符合國際慣例,只針對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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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則直接表明,我們這就是為了制止日本企圖“再軍事化”和擁核企圖,并要求日方不要顛倒黑白、強詞奪理,敦促其糾正錯誤。
與此同時,中方還表示,我們之所以對日本采取措施,根源就在于高市早苗此前發表的涉臺謬論。
很顯然,我們的回應,意味著,只要高市早苗不收回錯誤言論,高市早苗不下臺,那么日本想要中國收回反制措施這件事,基本免談。
不過,當前日本政局又出現了新的變數,因為高市早苗已經決定解散眾議院,重新進行選舉,并且公明黨已經決定和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組成新政黨,共同應對此次大選。
這種變數,意味著高市下臺的可能性變得很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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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道理并不復雜,高市早苗想要重新進行選舉,其實就是想要利用最近因為中日對抗而被鼓噪起來的民粹主義,幫助自民黨挽回國會的劣勢。
但這種手段,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
高市如果賭贏了,那么她或許能夠繼續帶著日本往右翼激進路線狂奔一段時間。
但如果她賭輸了,那么到時候的結果,可能不僅是高市需要下臺的事情,而是自民黨都有可能就此失去執政黨的地位。
特別是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已經決定成立新政黨,凝聚“中間力量”的背景下,高市賭輸的可能性正在變得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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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程度來說,對于高市而言,在這輪眾議院選舉中,只要自民黨的席位沒有超過半數,
高市就難辭其咎,需要下臺為此承擔責任。
而這場選舉,顯然將會成為影響日本政治走向的關鍵一役,其結果既關乎高市早苗個人的去留,也將深度塑造中日關系的未來基調。
如果自民黨輸了,那么日本政權出現更迭的可能性將大幅上升,屆時日本對華政策可能迎來一定程度調整,中日對話空間亦有望打開。
當然,高市突然宣布解散眾議院,不排除還有一種可能性,這或許是日本在為自己尋找一個體面的“臺階”。
說白了,因為中國的反制,已經讓日本有些難以支撐了。
但他們又不想讓高市道歉,也不想讓高市就這么下臺,畢竟對內對外,都顯得過于示弱。
因此,通過這種重新進行眾議院選舉的方式,讓高市在選舉失利或政局重組中自然退場,也不失為一種保全顏面,又能挽回中日關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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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可能性,也符合日本一貫以來的做法,也就是先派出一位首相,在右翼激進路線上狂奔,執行一系列突破常規的政策,待其達到某種戰略試探或內部動員目的后,便迅速換上一副相對溫和的面孔進行回調,以此實現政策的“銳進”與關系的“軟著陸”。
歷史經驗顯示,此類“急先鋒”與“善后者”的角色輪替,常被用于應對內外壓力:激進派負責打破現狀、凝聚保守勢力,而繼任者則負責修復關系、穩定經濟。
對中國而言,我們需要清醒認識這一模式背后的策略性。
因為哪怕高市下臺,日本新政權展現出了對話意愿,也不代表日本對華戰略的根本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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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我們應該堅持原則,保持定力與靈活性,可以利用可能的窗口期推動關系回暖,更要敦促日方以實際行動而非政治表演來糾正錯誤。
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陷入對方“換了面孔、未改初衷”的政治循環,真正推動兩國關系走向穩定與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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