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每班2-3個，這2300萬孩子不是不努力，只是病了

ADHD 的確診書，不應是一張給孩子貼上“殘次品”標簽的判決書，而應是一份理解他們獨特大腦運作方式的說明書。

——女同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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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鄧敏都不敢看微信家長群。

家長群成了她的噩夢，只要消息的紅點亮起，她的心跳就會莫名加速。她害怕看到兒子的名字，因為那往往意味著：她兒子又闖禍了。

“能不能管管你兒子？已經好幾次了！”

終于，在一個普通的中午，暴風雨還是來了。

一位家長在群里連發幾條語音，憤怒幾乎要沖破屏幕，緊接著，七八位家長跟進控訴。

那一刻，鄧敏握著手機的手在抖，她甚至不知道該怎么回復，更不知道“我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小孩？”

丈夫建議去醫院掛個“學習困難科”看看。經過一系列檢查，兒子被確診為 ADHD（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也就是網上很多人說的“A娃”。

而他的兒子，其實是2300萬孩子的縮影。據悉，平均每個班就有2-3個患ADHD的孩子。ADHD這個曾經陌生的醫學名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闖入公眾視野。

在強調整齊劃一、嚴格管理的校園里，ADHD孩子的天性與規則產生了最尖銳的沖突。

只是當ADHD成為網絡上的流行病，被有點娛樂化后，背后真正患病的孩子們，反而被忽視了。

1

“孩子不是調皮不是壞，只是病了”

多多不是故意的。

在醫學診斷書上，ADHD患者大腦前額葉發育不完全，就像一輛剎車失靈的跑車，沖動、多動、注意力渙散。

但在現實的班級里，這就叫“搗亂分子”、“壞孩子”。

糾結了一整周，鄧敏做了一個決定。她在那個充滿火藥味的群里，發了一封長長的《致歉信》。她像剝開傷口一樣，向所有家長解釋什么是ADHD，解釋孩子的情況，甚至卑微地承諾：正在干預，必要時申請陪讀。

這封信，是一個母親最后的護盾。

而另一位媽媽陳悠面對的，是更直接的宣判：勸退。

班主任把小皓領出教室的那天，陳悠覺得天都塌了。在她所在的地方，“多動癥”是個從未聽說過的洋詞兒。這里的人只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或者覺得男孩子嘛，皮一點正常。

直到診斷書上赫然寫著“重度ADHD，混合型”，陳悠才明白，為什么兒子走路永遠踢翻椅子，為什么數學能考100分卻寫不完作業，為什么無論打罵多少次，他依然像個不受控的馬達。

這不是孩子調皮，只是病了。

圖片來源：小紅書@歡

患病的孩子，其實也很委屈。

陳陳常年坐在講臺旁的特殊VIP位置。這個位置吃粉筆灰最方便，也是老師眼皮子底下監控最嚴密的“特區”。

作為老師家長眼里典型的“皮猴兒”，陳陳的青春期是在一種奇特的分裂中度過的。不管多嚴肅的考試，他都能寫著寫著就把筆停下，眼神渙散 。

陳陳的腦海里常常上演著天馬行空的幻想劇場，他曾興奮地把這些講給同桌聽，同桌說他適合寫小說；

但當他講給媽媽聽時，得到的只有媽媽恨鐵不成鋼的眼神。

不被理解，甚至被認為是找借口，是很多患有ADHD孩子的成長痛。他們在“懶散”和“壞學生”的標簽下，獨自掙扎了整個青春。

2

“你的孩子沒法教了”

對于ADHD家庭來說，確診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更難的，是如何在這個規則嚴絲合縫的世界里，找到容身之地。

南京的趙芝，站在了鄧敏的對立面。

她的兒子剛上一年級，就被同班的ADHD男孩小銘“誤傷”了。上課時，小銘突然跑到趙芝兒子身邊，不僅聊天，還向后仰躺在桌上，兩人最后扭打在一起。

趙芝的第一反應是恐懼。在南京這個教育內卷的城市，一年級意味著習慣養成的關鍵期。如果課堂秩序頻頻被打破，老師的精力被迫分散，自己的孩子會不會“輸在起跑線上”？

她想給兒子轉班，被拒；想讓小銘轉走，也被駁回。受教育權面前，人人平等。

圖片來源：小紅書@momo

這似乎成了一個死局。

而在和小銘媽媽的一次溝通中，趙芝聽到了硬幣的另一面。

小銘家境并不寬裕，為了給孩子做干預，已經花掉了7萬多元。那個在食品廠上班的媽媽，語氣里滿是絕望：“藥也吃了，干預也做了，老師讓他坐著不動，家長讓他別干擾同學，我們真的不知道還能怎么辦。”

這句話，道盡了ADHD孩子父母的無奈。

既然學校很難，那就在家自己扛。

為了讓小皓能留在學校，陳悠申請了陪讀。她搬了個小板凳，坐在教室最后的角落，像個隱形的監控器。

只要小皓一走神，她就咳嗽一聲；一回頭，就戳一下。

效果是立竿見影的，小皓確實“乖”了。但代價是什么？

是每天回家后的咆哮與崩潰。陳悠有兩個孩子，每晚她要一手抱著一歲的小兒子，一手盯著小皓寫作業。ADHD伴隨的讀寫障礙，讓簡單的抄寫變成了酷刑。一個字要劃掉好幾遍，作業寫到凌晨兩點是常態。

圖片來源：小紅書@大愚小愚

最后，她選擇了最直接的方式——讓孩子吃藥。

但這也不是萬能藥。一款藥讓小皓整整一年沒長個子，停留在一米三九；另一款藥讓他變得暴躁易怒。陳悠帶著孩子輾轉三家醫院，在副作用與療效之間小心翼翼地走鋼絲。

難，真的很難。

而他們的經歷也像是一面鏡子，照出了我們在教育中對“正常”的狹隘定義。

我們習慣了修剪枝葉，要求每個孩子都整齊劃一，卻忘了有些樹木天生就是彎曲生長的。

真正的治愈，或許并不在于拼命將他們變成一個“正常”的小孩，而在于接納那個并不完美的孩子。

ADHD 的確診書，不應是一張給孩子貼上“殘次品”標簽的判決書，而應是一份理解他們獨特大腦運作方式的說明書。

那些在“老鼠洞”里掙扎的孩子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矯正，而是被看見——看見他們混亂背后的無助和脆弱。

3

被誤解的天賦，與待完善的系統

可如果你在社交平臺上搜索ADHD，你會發現它似乎成了一種“流行病”。

有人自嘲“確診”，有人把它當做拖延癥的借口。但在這些輕飄飄的流量背后，是像小皓、多多、洋洋這樣真實而沉重的童年。

中國教育學會特殊教育分會秘書長許家成指出，目前的特殊教育體系，趕不上社會發展的需求。

我們的老師，在師范教育階段缺乏融合教育的培訓；我們的學校，缺乏專業的資源教室和特教老師。

當問題出現時，除了把孩子“趕出去”或者請家長“領回去”，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

心理學博士李曉茹在調研中發現，多動癥孩子其實有著極強的運動天賦和發散思維。如果教育能多一點包容，少一點單一的評價體系，他們完全可能是“天賦少年”。

上海的一個俱樂部就在做這樣的嘗試。他們發現，那些在教室里坐不住的孩子，到了滑雪場上可能是個天才。

但被看見，畢竟是少數。更多的時候，ADHD孩子是在替成年人生病。

他們身上折射出的，是整個社會系統的焦慮與緊繃。因為我們要整齊劃一，要贏在起跑線，要效率優先，所以那個“不一樣”的孩子，就成了必須要被矯正的錯誤。

圖片來源：小紅書@momo

其實，ADHD很常見，只是這幾年社交平臺上討論度高，大家才關注到。

而我們做父母的，不需要把它當做特別大的事、不用給自己和孩子壓力；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完全不當回事，只是覺得孩子皮了點、不聽話。

那些被貼上“粗心”、“不負責任”、“邋遢”標簽的行為，對患有ADHD孩子來說，并非態度問題，而是大腦執行功能受損的必然結果。

他們不是不想做好，而是啟動、維持、轉換注意力，對他們來說，每一步都像在泥濘中跋涉。

而不管孩子表現出什么行為，我們需要給予的，是引導，是一個能容納“不同”的寬闊世界。

讓他們不必像現在的成年患者，在多年后拿著ADHD的診斷書，第一次對自己說：

“原來我不是懶，不是笨，不是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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