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大走來，她們在話劇舞臺創造了知識分子的精神宇宙

今年年初，原創話劇《三婦志異》在上海上劇場首演，一票難求。1月17日至2月8日，《對稱性破缺》《雙枰記》《翻山海》《四張機》四部作品以駐城演出的形式，在上海YOUNG劇場陸續登場。這些作品背后的戲劇團體，皆是“話劇九人”。

這支由北京大學校友于2012年創立的青年戲劇團隊，如今已步入第十五個年頭。近年來，在競爭日益激烈的舞臺劇領域，話劇九人逐漸成長為最具影響力的品牌之一，每有新作問世，總能吸引觀眾的目光。

自2019年起，話劇九人以一年一部的節奏推出《四張機》《春逝》《雙枰記》《對稱性破缺》和《庭前》，五部作品彼此呼應，勾勒出一幅民國知識分子精神圖譜。該系列由朱虹璇、葉紫鈴編劇，首演以來屢獲業內重要獎項，收獲了口碑與商業的雙豐收。

系列首作《四張機》以文思與機鋒見長，探討教育公平、學問之道、女學之始，收獲不錯反響。此后，《春逝》《雙枰記》《對稱性破缺》《庭前》次第展開，“民國宇宙”的輪廓日漸清晰：有學問與公平的激辯，幽微處的理性與溫情，有友道與信仰的纏斗，亦有法理與情誼的權衡。

而今，這些曾在舞臺上激起共鳴的臺詞與情節走出劇場，以紙質載體抵達更多人的精神世界。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刊行的“話劇九人·民國知識分子系列五部曲”，收錄上述五部作品的完整劇本，并精選幕后故事，涵蓋創作手記、劇照、番外等內容。書中所收錄的劇本為最新版本，于1月17日起在線上線下同步發售。

“血比平常熱”

上周，在上海YOUNG劇場舉行的新書發布會上，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上海戲劇學院教授郭晨子與話劇九人創始人朱虹璇圍坐對談。這場討論并未局限于戲劇本身，而延展至何為知識分子，何為責任與行動等問題。

多年來，她們之間保持著師友之誼，在精神底色上有著諸多共鳴。對談中，戴錦華與郭晨子從觀眾視角出發，分享了各自與話劇九人（下稱“九人”）作品的初遇，以及她們的心選之作。

戴錦華最愛《春逝》。《春逝》講述了兩個性格迥異的女物理學家在科研朝不保夕的亂世，攜手抗拒浮沉，在短短一年的共度時光里相互支撐，影響了彼此的一生。兩位主人公皆有歷史原型，分別是中國第一位物理學女博士顧靜徽和物理學家吳健雄。

“直到今天，五部曲中《春逝》在我這里仍然排第一。”它對戴錦華的擊中是“劇場性的”：“劇場的形式樸素又飽滿，表演和臺詞中有喜劇性時刻，觀眾不斷地笑，然后又和你一樣，突然遭到一擊后眼睛濕潤。”

戴錦華被九人作品吸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她們是用熱愛所維系的所謂‘業余’的創作，一種同人性質的寫作和演出。”她隨即補充：“當我看到九人的時候，我并不認為九人是業余的。坦率地說，我覺得比很多專業劇團更好、更專業。我覺得熱愛本身，形成了‘業余性’的聚集，使她們回到了戲劇自身。”

郭晨子看的第一部九人的戲是《四張機》：“看完這部戲，不是覺得中國戲劇有希望了，是覺得中國有希望。”在她看來，后來推出的《雙枰記》是《四張機》的升級版：“程無右第二天就要被判決，郎世飖、盧泊安兩位昔日好友前來幫他。他是選擇活下來忍耐一切，還是死了痛快？”盧泊安和郎世飖代表的則是，在亂世中，人們是否可以守住信念。這些久違的話題、激烈的爭辯、話語的鋒芒，擊中了她：“看《雙枰記》的時候，會覺得血比平常熱。”

郭晨子形容九人的魅力，像是打破了水面的平靜，一圈圈漣漪不斷泛起，無限擴散。“對于九人來講，戲劇是手段，她們有自己的目的。”這讓她進而回溯戲劇的起源：“古希臘伯里克利執政的時代，會給公民發觀劇補貼，鼓勵大家到依山而建的圓形劇場看戲。劇場不只是娛樂空間，本質上是一個可以產生討論的公共空間。而這個公共性，被我們遺失得太久了。”在她看來，九人在當下的難得之處，是在今天的社會生活里開辟公共空間，討論公共話題。

創作即回應

在九人與她們所書寫的故事之間，始終存在著一種互文。在命運的不確定性之中，總有人以不尋常的勇氣和熱忱相聚，彼此扶持，將一件看似理想主義的事情，長久地堅持下去。朱虹璇坦言，五部曲的創作歷程，是她對自身生命經驗的不斷回應。

《四張機》寫得最早，契機也很簡單：“我相信每一代北大人都會覺得，今天的北大已經不是當時的北大了。哪怕是1919年的北大人，也會覺得1919年的北大不如1918年的。我們會不斷地反省和覺察自己——走到一個新的時代環境之后，我們失去了什么？我們沒有留住什么？”

朱虹璇說，《四張機》打撈的是那些“像余暉照影一樣閃爍在生命中的東西”。劇中，三位秉性各異的北大教授，在招生夜面對四張答卷，展開了一場關于治世求學與亂世成人的辯論。

寫《春逝》時，她尚年輕，常感困頓：“一個有野心的年輕女性，進入任何行業或領域時，都不得不壓制自己的野心，或分外感到孤獨。她會被看低，也不會被鼓勵去挑戰最高的峰。”于是她寫下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女研究員顧靜薇，與助理瞿健雄的相遇。“從一個春天開始，到另一個春天結束，最珍貴的是她們共同度過的每分每秒。”

《雙枰記》的創作則被友人的離世所觸發。“在他生前的一段記錄里，提到過（等到九人的）十周年，他希望能夠回來看一下，那正好是2021年。”朱虹璇說：“你會更加珍惜朋友。盡管有一天可能分道揚鑣，但共同奮戰過的情誼和底色仍在。”她說，“當風雨飄搖的那一刻到來，我們依舊應該摒棄所有的不同，堅定地站在一起。”

2022年，《對稱性破缺》誕生于普遍的延宕之中。“如果面前的路看不到盡頭，那么此刻的戰斗到底是為了什么？”這部講述三位物理學家命運的作品，表面寫科學史，內里卻是她每日的自問：“有一天會有答案嗎？很可能沒有，甚至在我身后也不會有。我還要不要繼續問下去？”

而《庭前》的種子，早在排演《雙枰記》時就已埋下。朱虹璇在研究中國法律史時發現，1927年以前，女性不被允許成為律師。她意識到，自己把太多權利視為理所當然，“在司法這樣一個本應與公平公正密切相關的領域，女性曾被完全排除在外。”

于是她將目光投向第一代女律師，創作了《庭前》。尤勝男與郎世飖這對律師夫婦，曾于庭前并肩作戰，也曾交手對壘。劇中，尤勝男對受害者鄧奕秋的妹妹鄧奕春說：“就算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記得她了，法庭的檔案會記得，每一句辯詞會記得。”對朱虹璇而言，將她們的故事搬回臺前，仿佛是一種責任：“因為我某種程度上也受益于她們，站在了我不認識的那些人的肩膀之上。”

何為知識分子？

借由五部曲，人們得以看見一代知識分子于學問與公平、情誼與信仰中抉擇、求索、前行。而那些深陷困局的個體，在認清現實之后，依然選擇行動。

那么，知識分子這一概念在中國經歷了怎樣的變遷？今天回溯他們的故事，我們究竟想探尋的是什么？戴錦華說，這是九人作品打動她的地方。她認為，九人的作品之所以特別，在于找到了一種敘述方式，既能捕捉記憶與想象，也能捕捉那個時代的精神。

戴錦華注意到，觀眾討論九人作品時常出現兩個詞：“理想”與“勇氣”。“打動我們的，大概還有一個東西叫‘情誼’。《春逝》中的師生情，《雙枰記》中的兄弟情，都是一種對時代精神的捕捉。”在九人的故事里，“你能看到什么叫‘血仍然是熱的’，你能理解為什么那個大變革時代會有人‘飲冰十年，未冷熱血’。”

她重申自己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它從來不是一種身份，而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特定功能。當人在危機時刻挺身而出，去對抗與自己完全不對稱的暴力時，他才成為知識分子。若不履行這一職責，就只是教授、專家、工程師或學者。每個人都可以在某一刻成為知識分子，也可以選擇不做。”

朱虹璇記得，2016年，她正在做一些小的戲劇嘗試，看到戴錦華在一次活動中說：“知識分子的職責是要挺身抗暴。如果在面對暴力時，你選擇退回書齋，那你其實只是一個讀書比較多的人。”彼時，朱虹璇已有一份體面職業，這句話成為她投身戲劇的契機和指引：“如果我的眼睛沒有瞎、耳朵沒有堵上，我就仍能看見、聽見很多事。如果我當做沒看見、沒聽見，那我也只是一個讀書比較多的人而已。”

戴錦華期許，這套劇本集的出版，可以傳遞一種歷史書寫、一種人文想象，以及，不止一面的理想主義旗幟。在朱虹璇看來，劇本集是一份回憶的備份，證明她們來過：“也許幾十年后，我們今天所說的一切都會成為‘我就知道她們不可能’的又一次預言。但我們終究會留下一些東西，不管是劇場里一期一會的體驗，還是紙頁間留存的文字，它超越了作品本身，讓曾經在劇場里共同歡笑、感動過的同路人再度想起某個瞬間。在遺忘來臨之前，有一些東西始終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