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聽說女兒出事后，葉飛老將軍嘆了口氣說：家教還是薄了

1985年的北京，已是改革開放的第七個年頭。

街上開始有了新鮮的廣告牌，商場里出現了第一次排隊搶購的熱鬧，而在國家機器最敏感的齒輪之間，利益的陰影也悄悄伸出手來。

就在這一年冬天，一樁牽動全國的大案被掀開幕布。

主犯之一，是葉之楓開國上將葉飛的小女兒。

消息傳到病中的葉飛耳邊，老人沉默很久，只嘆了一口氣：“家教還是薄了。”

一句話，像舊槍膛里落下一顆空彈殼，鈍，卻直擊人心。

它不是推脫，更不是辯解，而是一個老革命在家國與親情交叉的斷崖上，對自己、對制度、對時代的一次無聲反省。

這起案件后來被反復提起，不只因為涉案金額和性質，更因為它把一個時代最敏感的命題擺到臺面：當權力遇到誘惑，當“將軍的家風”撞上市場化初潮，一個家庭、一個個人、甚至一代人的底線，會不會被沖垮？

鐵血將軍的家風，曾像北風一樣硬

提起葉飛，人們先想到的不是家庭，而是戰功。

閩東游擊、抗日烽火、解放戰爭里的風雷，他的名字與“硬仗”“紀律”“不占群眾一粒糧”緊緊綁在一起。

這樣的軍人，往往在家里更嚴。

葉飛與王于畊結為伴侶，是在烽火最烈的年代。

王于畊同樣從戰火里走來，做過新四軍文宣工作，筆底有鐵，性格里也有不退讓的鋒芒。

兩個信仰堅定的人過日子，家里最大的規矩不是吃穿，而是做人。

孩子們小時候，幾乎沒有“首長家”的味道。

警衛車是父親的公務車，孩子不能坐；組織給的待遇是因為父親的工作，孩子不許沾；更關鍵的，是葉飛反復強調的一句話不能用父輩的關系給自己鋪路。

多年后，葉飛的長女回憶父親時，說印象最深的不是擁抱，而是“鐵規矩”。

她調動工作時，父親甚至提前提出要求：不許去任何與父親有關的單位。

孩子們被這樣推著往前走，起初委屈，后來懂得那是父親在幫他們立一條人生的直線：靠本事吃飯，脊梁才硬。

三女兒葉葳葳被分配到青海德令哈，寫信想調回，父親沒有一句安慰式的通融，只寄去一套馬恩選集，夾著一張紙條：青海雖遠，但不比新疆更遠；地勢雖高，也不比西藏更高；有人能在那里活下去，你也能。

這不是冷漠，而是葉飛式的教育把孩子當作能扛事的人來對待。

長子葉小宇曾想出國留學，葉飛沒有阻攔理想，但同樣劃出邊界：立足國內成才，不靠關系下海，不以私利攀附僑界。

他的嚴厲像一把無形的尺，量著孩子與權力的距離，也量著這個家族與“特權”之間的鴻溝。

在那個年代，葉飛的家風在老干部群體里頗有名氣。

許多人相信：這家人不可能出事。

可歷史往往最喜歡在“絕不可能”的地方翻出裂縫。

改革潮起，權力與利益在暗處相遇

葉之楓并不是一開始就站在陰影里的人。

她年輕時讀書很扎實，考入上海交大船舶設計與制造專業，那是當時國家重點培養的硬核學科。

畢業后做工程師，再進入國家經委進出口局，從專業到崗位，路走得并不輕松，也并不虛浮。

同事們后來回憶她，常說兩個詞：能干、利落。

英語功底過硬，談判時條理清楚，面對外商不怯場。

這樣的能力，放在改革開放初期本是寶貴資源。

可正是這一階段，國家在“計劃”和“市場”之間摸索前行，價格雙軌、指標審批、重點進口……每一條政策都帶著過渡期的鋒利邊緣。

汽車進口指標尤其敏感，既是國家建設需要，也是市場稀缺品。

一份底價、一次談判策略、一個審批時點，都可能決定千萬美元的走向。

1984年，葉之楓認識了張常勝。

這個人靠近她的方式并不復雜：以生意為名，以“合作”為餌，最終盯上她手里那把能開進口大門的鑰匙。

起初也許只是聊天也許是交情，但當制度的縫隙遇到人性的僥幸，界線就開始模糊。

葉之楓把國家擬定的進口底價、談判意向、指標分配等信息，通過張常勝外泄給外商和港商。

信息一旦泄露，談判桌上天平立刻傾斜：對方知道底線，就能反復抬價；中國方面為了完成指標，不得不高價簽約。

更糟的是，在指標可能調整時，有人倒簽合同日期、掩蓋真實時間，以便讓特定企業“恰好”符合審批。

這些操作不是一兩次情面，而是一條鏈條的成形。

每一次泄密，都像在國家資產上劃開一道口子。

只汽車進口這一項，國家就為此多付出數千萬美元。

這不是抽象的數字，而是當時無數工廠機器、科研項目、基礎建設急需的血液。

利益是風，吹得人眼花；權力是火，一旦靠得太近，就會燒穿底線。

葉之楓從專業干部滑向犯罪深淵，真正的轉折點，不在她能力不足，而在她以為自己可以在“灰色地帶”里跳舞。

法槌落下之后，父親的嘆息更沉

1985年冬，國家經委在核對數據時發現異常。

順藤摸瓜，張常勝先落網。

面對審訊，他很快交代了與葉之楓的勾連經過。

11月下旬，葉之楓被依法逮捕。

次年春，北京中級法院審理此案，判決清晰而冷峻：張常勝因泄露國家重要機密、受賄、私藏槍支彈藥被判死刑；葉之楓因泄密與受賄被判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剝奪政治權利。

二人上訴后，高院復審認定二人主觀故意明確，配合緊密，同為主犯，維持原判。

法槌落地，塵埃飛起。

一個“將軍之女”的身份，并沒有成為遮風之傘，反而讓這樁案件帶上更強烈的警示意味：在紀律面前，沒有血統特區。

而葉飛的那聲嘆息，是這出悲劇里最刺痛的一條回聲。

他一生以紀律立身，以家風守門，卻仍擋不住最親的人越線。

那不是對制度的懷疑，而是對人性的認清再硬的家教，也可能在復雜時代的誘惑面前出現裂紋；再正的出身，也不自動等于清白。

葉之楓的后來人生出現了另一種曲折。

獄中她以牙刷、毛巾作筆練畫，出獄后拜啟功為師，潛入書畫世界，靠作品和公益慢慢修補自己的人生。

這些努力可以被看見，但它們無法抹去當年給國家造成的傷害，只能作為她個人面對過去的一種補償姿態。

歷史不會因為一個人后來的努力而改寫罪與罰，但社會也應當承認：人犯錯之后，仍可能在另一條路上重新學會做人。

懲戒是為了守底線，改過是為了給生命留一條回頭的門。

葉飛那句“家教還是薄了”，之所以被老干部們反復提起，不是為了把責任推給家庭，而是提醒后來人：家風能托住一段人生，卻托不住所有的誘惑；制度能裁決一個個體，卻更需要在過渡期補齊縫隙。

一個國家從計劃走向市場，必然經歷灰塵四起的施工期。

有人守住底線，有人誤入歧途。

葉之楓案像一面鏡子，照見改革初期權力與利益碰撞的風險，也照見“革命功勛家庭”在新時代里同樣需要經受考驗。

真正的家教，不是保證子女永不犯錯，而是讓他們知道犯錯必有代價；

真正的榮光，也不是出身的光環，而是面對法紀時同樣低頭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