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GDP增長5%，背后有哪些隱憂？

國家統計局周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5年全年GDP同比增長5.0%，精準完成了年初設定的“5%左右”的增長目標。

盡管面臨提振國內消費乏力、房地產危機曠日持久，以及川普關稅政策引發的動蕩等多重挑戰，但是在出口超預期增長和工業生產強勁的帶動下，我們依然在數字上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

結構性調整的痕跡也寫在產業數據中。

2025年，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速僅為3.9%，罕見地低于第一產業的4.5%和整體GDP的5%，這是房地產深度調整拖累建筑業和上游工業的直接體現。

經濟增長的動力幾乎完全切換到了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5.4%）和外貿出口（全年出口額同比增長6.1%），這意味著我國經濟正以一種“出口強、內需弱”的方式完成“保五”。

從全年節奏看，2025年我國經濟呈現出“前高后低”的走勢：四個季度GDP同比增速依次為5.4%、5.2%、4.8%和4.5%，增速逐季回落。經初步核算，2025年全年我國GDP達到約140.2萬億元人民幣，比上年按不變價格增長5%，與2024年增速持平，意味著我國暫時留在“5%時代”的下沿。

在G20中，這一增速依然處于第一梯隊。

按國際機構的2025年預測區間測算，我國大致排在僅次于印度、與印尼大致相近的位置，遠高于美國、歐元區、日本等主要已開發經濟體，從“相對表現”看依然亮眼。

增長背后最突出的“功臣”是出口和工業生產。2025年全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5.9%，在第四季度乃至12月，工業產出增速仍維持在5%以上，明顯強于消費端。

盡管與美國的關系惡化且面臨高額關稅，對東盟和歐盟的出貨增加，幫助抵消了美國需求的疲軟，使整體出口保持強勁。這也解釋了為何在外部環境不確定的情況下，我國仍能在制造業和外貿上維持較高景氣度。

外部需求和政策托底共同撐起了這場“保五戰”。

實現“保五”，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部需求的韌性以及“以舊換新”等政策對消費的階段性提振，使得年初的強勁表現足以對沖下半年明顯的增長放緩。

雖然凈出口僅占經濟總量的約3%，卻直接貢獻了約三分之一的增長，出口成為得以避免大規模刺激政策的最大“意外驚喜”。

如果說“好消息”是5%的數字本身，那么“壞消息”則藏在5%背后的體感溫度。

過去三年（2023—2025年），我國GDP增速分別為5.2%、5.0%和5.0%，增速看似穩定，內涵卻在悄然變化——政策“托底”的色彩越來越濃，內需自發修復的動力卻不夠強。

消費是最直觀的例子。2025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50.1萬億元，同比增長3.7%，明顯低于GDP增速，也低于工業生產的擴張步伐。其中，12月零售額同比僅增長0.9%，為疫情后最慢，顯示在短期刺激政策退潮后，居民消費意愿再度轉弱。

房地產則繼續扮演“出血點”。2025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約8.28萬億元，同比下降17.2%，創下本輪調整以來新一輪深跌；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僅8.81億平方米，同比下降8.7%，說明買房需求仍在收縮。12月房價同比下跌2.7%，為五個月來最大跌幅，顯示政府一系列穩樓市舉措尚未扭轉市場預期。

價格和收入數據勾勒出另一幅“冷暖不均”的畫面。

2025年全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與上年持平，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下降2.6%，名義GDP增速僅為4.0%，已連續11個季度低于實際GDP增速，提示經濟仍處在通縮壓力之下。

同期，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增長5.0%，但零售數據疲弱，說明“多出來的收入并沒有全部進入消費端”，部分轉化為儲蓄和債務償還。調查失業率全年平均約為5.2%，看似穩定，但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高達48.6小時、接近歷史高位，意味著就業穩定部分是靠在崗員工“更長的勞動時間換來的”，這與“消費謹慎、預防性儲蓄上升”的圖景互相印證。

在這種“官方數字穩定、社會體感偏冷”的反差下，“我國是否會走向一個更低增速的新常態”成為市場的反復追問。

人口數據為這種擔憂又增加了一層長期陰影。

2025年，我國人口連續第四年下降，減少了約340萬人，總人口降至約14億。出生人口則降至790萬，創下自1949年有統計以來的新低，多個指標顯示“少子化＋老齡化”正在從趨勢變為現實。

盡管各地政府推出育兒補貼、購房優惠等鼓勵生育的政策組合，但至少從2025年的數據來看，人口結構的壓力仍在累積，而非緩解。

2025年的“保五”很大程度上是一場由出口和制造業托舉起來的增長。

官方數據顯示，去年我國實現了約1.19萬億美元的貨物貿易順差，創下全球史上最大規模的年度順差之一，主要來自對美國以外市場出口的強勁增長。

我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康義在發布會上表示，我國“國內供需矛盾突出，強供給弱需求現象顯著”，但同時強調，2026年我國有能力“保持平穩、健康的增長勢頭”。

這一判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外部環境的走向。特朗普政府繼續將關稅作為核心經濟工具，近期還威脅要對與伊朗進行貿易或反對其“控制格陵蘭島”計劃的國家加征新關稅。盡管中美達成的關稅“暫停”安排使得美國最終實施的關稅水平低于市場一度預期，從而客觀上幫了我國出口一把，但這段“休戰期”是有時限的，預計將在2026年底前到期，把新一輪談判和摩擦都推到了時間表上。

如果全球科技資本開支放緩，出口端的支撐也可能同時松動。

即便如此，樂觀情緒也在積聚，主要在于“科技與產業升級”視為未來數年我國經濟的最大上行潛力。

我國在未來五年的國家戰略將更集中于產業現代化和技術攻關，包括“AI+”產品、機器人技術和生物科技等領域，以期進一步向全球價值鏈上游攀升。

任何能激發新一輪需求的技術突破，都可能成為未來數年顯著的增長驅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