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3月26日凌晨,旅順監獄的鐵門開合聲在暗夜里格外刺耳。31歲的安重根端坐木椅,神情鎮定。他要去赴那場早已寫好的結局。
看守千葉遞上筆墨。安重根提腕寫下八個遒勁大字——為國獻身,軍人本分。落筆處,他抬起那只斷了指的左手,血印重重壓在紙面。千葉看得發愣,安重根卻淡笑一句:“替我收好吧,也許用得上。”
半年前的10月26日,北滿已入深秋。上午九點半,哈爾濱火車站霧氣氤氳,日本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隨著俄國特快抵站。列車長鳴,俄軍的銅管樂劃破寒氣。伊藤下車,正對儀仗隊揮手,西裝筆挺。
五步開外,一名戴鴨舌帽的矮個男子緩緩舉臂,勃朗寧手槍沉穩吐火。三聲脆響后,伊藤踉蹌倒地,雙手捂胸,咬牙擠出一句“八嘎——”,便再無言語。旁觀者愕然,樂隊卻還在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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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槍者正是安重根。被俄兵按倒在冰面上時,他昂首以俄語連呼三聲“大韓萬歲”。這番場景,被駐站攝影師全程抓拍;膠片很快傳遍東亞,引發截然相反的回響。朝鮮人含淚稱頌,日本人怒不可遏。
伊藤博文的履歷在中國并不陌生。四任日本首相,明治憲政奠基者,同樣是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的操盤手。他剖開大清國的腹地,又在1905年逼迫大韓帝國簽下《乙巳條約》,自任首任統監,將朝鮮變為保護國。
侵略與掠奪在他眼中是“國家的生路”。遼東、臺灣的割讓讓他聲名大噪;景福宮血案則令朝鮮上下永志難忘。明成皇后被浪人刺殺的那一夜,伊藤在幕后冷眼旁觀,流言說他當場舉杯慶祝。
出生在黃海道的安重根曾被伊藤策劃的“文明開化”迷惑。日俄戰爭爆發,他竟為日本的節節勝利拍手叫好,以為黃種人終于驅走白人帝國主義。可當日本兵翻箱倒柜、侵吞土地時,他醒悟自己做了堂吉訶德式的美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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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悟之后,他辦學校、出報紙,想從教育下手,卻很快遭到日警封禁;他拉起義兵三千,血戰于江原道,又被新式槍炮碾碎。一次次撞墻后,安重根得出結論:想撬動殖民機器,必須直擊操盤者。
1909年夏,他在俄境克拉斯基諾召集同志,手起刀落,斷指為誓。十三只血手印鋪展在大韓國旗上,眾人默契無言。目標鎖定——伊藤博文。
10月25日,伊藤的行程曝光:長春—哈爾濱,與俄財長舉行會晤。義士們分三站埋伏,前兩處因警衛森嚴空手而回,重擔落到安重根肩頭。
哈爾濱清晨,零下二十度。他把子彈頭刻成十字,為了讓創口無法愈合。混入歡迎人群時,他手持一束白菊,袖中藏槍,腳下雪粒吱呀作響——這是他給自己準備的擂鼓。
隨著伊藤的心臟被子彈撕裂,東洋政壇震動。東京報紙痛斥“恐怖行徑”,而上海《民立報》卻登出社論,稱這三槍“振聾發聵,警醒四萬萬同文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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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面粗暴接管審判,連續十一場庭訊,結論早已寫好。安重根寸步不讓:“伊藤罪在侵略,我為東亞和平行義舉。”法官屢次打斷,他淡然繼續。庭外,朝鮮民眾為他送飯遞信,越聚越多。
宣判書下達:死刑,限期三十日執行。安重根申請完稿《東洋和平論》,獄方口頭答應,卻連紙筆都屢屢克扣。他只能在水泥墻上刻下殘章:“唯愿三國和親,以制列強。”字跡粗礪,卻透骨鏗鏘。
行刑前夜,他托神父轉交遺囑,囑咐弟弟繼續抗日,并拜托日方“將骸骨歸國”。母親的回信及時趕到,只有兩行:男兒事了,即可歸來;勿辱先祖,勿負同胞。
清晨的鐵索落下,一切歸于寂靜。幾月后,《日韓并合條約》簽字,朝鮮正式變成“日治朝鮮”。安重根的墳塋被故意深埋,他的骨骸至今未能歸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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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撥到2014年1月19日,哈爾濱站舊址旁的安重根義士紀念館對外開放。韓國總統稱贊“銘記歷史”,日本政府指責“美化暴力”。評論聲浪交織,再次印證百年前的裂痕仍在。
然而,任何碑石都只是符號。真正的紀念,是記得那天站臺上的三聲槍響,也記得被他擊倒的,絕不僅是一位首相。它擊中的,是殖民者不可一世的傲慢,是弱國無外交的悲涼。
有人統計過,伊藤生命終止的那一刻,距離他在《馬關條約》上逼簽已十四年,距離他授意殺害明成皇后僅十四年。歷史的鐘擺來回蕩漾,報應并不總是缺席。
旅順的海風至今呼嘯。每當列車經過老站臺,站房墻面那一排彈孔依舊在。它們提醒人們:強權可以壓低脊梁,卻壓不住一顆決絕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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