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精英層罕見統一：必須先除掉身旁一個障礙，才能成為世界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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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本文所有內容均基于權威資料進行梳理與分析，融合作者獨立思考而成，屬原創作品。文中已明確標注信息來源及相關截圖依據，請知悉。

印度政界、軍方、工商階層及學術界正展現出前所未有的跨領域協同立場——若要擺脫區域束縛、邁向全球強國之列，必須首先消除中國這一“關鍵外部制約因素”。

這一判斷已深度嵌入印度高層戰略思維體系，成為其外交行動與安全規劃的核心出發點。但這種被廣泛接受的戰略認知，究竟是通向崛起的清醒抉擇，還是陷入迷思的自我誤導？

跨圈層默契，將中國定義為“必除障礙”

印度精英群體對中國的定位，并非一時情緒化的表達，而是歷經多年政策演進與戰略評估后形成的系統性共識，體現出高度一致的跨領域特征。

軍隊系統長期將中國列為“最優先應對的安全挑戰”，持續推動國防預算擴張，重點強化邊境軍事部署與印度洋海域的兵力存在，資源配置明顯向遏制中國方向傾斜。

工商界亦同步呼應此一認知，普遍擔憂中國制造業的強大競爭力擠壓印度本土產業發展空間，積極游說政府實施產業扶持政策，主張與中國展開“結構性對標”以爭奪國際市場。

學界則通過發布大量地緣政治研究報告，把中國的發展進程解讀為“對印度國際地位的全面壓制機制”，為決策層提供理論背書與話語支撐。

這種多維度的高度協同，使得“排除中國干擾，方可實現大國躍升”成為印度權力中樞的默認前提，甚至超越政黨輪替，演化成一種不可輕易挑戰的政治共識。

歷史執念與實力落差的雙重綁架

此種集體認知的生成，根植于深層的歷史情結與現實能力差距的共同作用，絕非偶然現象。

從歷史脈絡來看，印度自獨立以來便承襲了尼赫魯時代的宏大抱負，自視為南亞次大陸的天然主導者，承接英國殖民時期的地緣遺產，意圖掌控周邊秩序并塑造區域格局。

盡管1962年的邊境沖突使其戰略雄心遭遇沉重打擊，暫時收斂對外姿態，但并未瓦解其內在的地緣優越感，反而催生出持久的防華心理，埋下了“警惕北方鄰國”的戰略伏筆，至今仍深刻影響著印度的安全觀。

就現實而言，進入21世紀后中印兩國綜合國力差距不斷拉大，進一步加劇了印度的戰略不安。

數據呈現鮮明反差：中國制造業占全球總量比重突破30%，穩居“世界制造中心”地位；而印度該項指標長期停滯在3%上下，難以構建具備規模效應與完整鏈條的工業體系。

中國經濟總量約為印度的5.4倍，擁有自主可控的軍工研發與生產能力；相比之下，印度武器裝備嚴重依賴進口，自主研發比例偏低，技術自主程度有限。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影響力穩步提升，“一帶一路”倡議持續推進，在基礎設施聯通、貿易投資拓展方面取得實質進展，令印度深感自身在國際舞臺上的相對權重正在下降。長期積累的失衡心態，最終轉化為“中國是印度崛起最大阻力”的主流敘事。

反制布局陷入“治標不治本”困境

為踐行“清除障礙”的戰略目標，印度推出一系列針對性舉措，試圖從外交、軍事、地緣等多個層面牽制中國，但由于戰略錯配與能力不足，逐漸陷入“越努力越被動”的困局。

在外交層面，印度實質性放棄傳統不結盟原則，轉向“多元聯盟”策略，核心意圖即構筑圍堵中國的合作網絡。

一方面，印度深化與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的戰略協作，積極參與四方安全對話（QUAD），借助聯合軍演、情報互通、關鍵技術供應鏈整合等方式，增強對中國施壓的能力。

另一方面，印度主動加強與歐洲國家的防務聯系，同法國、英國達成多項軍購協議與戰略合作備忘錄，尋求更多外部力量支持。

同時，印度還嘗試拉攏尼泊爾、孟加拉國、斯里蘭卡等周邊小國，通過提供發展援助、簽署優惠貿易安排等手段，干預這些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合作項目，企圖削弱中國在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影響力。

然而，此類依附西方、推動陣營化對抗的做法，不僅削弱了印度外交的獨立性和回旋余地，也引發鄰國的高度警覺。部分國家出于平衡考慮，反而加速推進與中國的合作，導致印度陷入戰略孤立。

在區域戰略布局上，印度對中國在印度洋沿岸建設的港口設施極為敏感，視其為“威脅國家安全的關鍵支點”。其中，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99年租賃協議與緬甸皎漂港開發項目尤為突出。

漢班托塔港地處印度洋航運要沖，印度超過80%的石油進口需經由該海域運輸，因此擔心一旦該港口由中國掌握，將對其能源通道構成潛在威脅。

為此，印度多次采取外交施壓迫使斯里蘭卡重新審視合作協議，甚至鼓動其單方面終止租約，并輔以經濟激勵手段爭取影響力。

對于緬甸皎漂港，印度憂慮其將成為中緬油氣管道與跨境物流的重要樞紐，從而擴大中國在印度洋西部的存在感，因而頻繁介入相關談判進程，試圖延緩或阻斷項目建設。

然而，由于印度自身缺乏足夠的資金投入與工程技術能力，無法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最終未能阻止項目落地，暴露出其地區影響力的結構性短板。

在資源博弈方面，印度曾試圖利用俄羅斯能源打破對西方市場的過度依賴，提升對外戰略靈活性。2022年，印度自俄進口原油占比一度攀升至20%以上，創下歷史新高。

但隨著歐美對俄制裁不斷加碼，金融結算渠道受限、保險與航運服務受阻，印度采購俄油的操作空間迅速收窄，原有平衡策略難以為繼，凸顯其反華布局的脆弱基礎。

內部短板才是崛起的真正桎梏

印度精英階層將中國設定為“崛起路上的最大障礙”，實則是對自身發展瓶頸的一種轉移性解釋。真正的制約因素，并非外部競爭者，而是長期積壓的國內結構性問題。

種姓制度遺留的社會割裂、極端的貧富分化，嚴重侵蝕社會團結與人力資本質量，阻礙公共資源的有效調配與使用效率。

產業鏈條斷裂嚴重，高端制造嚴重依賴進口，低端制造又缺乏完善的配套生態。雖擁有大批高素質軟件工程師與科研人才，但因職業發展空間受限，大量頂尖人才流向歐美國家，造成智力外流，難以形成技術創新與產業發展的良性循環。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發展路徑并非針對印度設計，而是基于自身國情選擇的結果，其成就源于持續改革與長期積累。中印之間并無天然敵對關系，更非注定零和博弈。

“一帶一路”倡議事實上為南亞各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基建升級與經濟聯動機遇。倘若印度能夠調整心態，理性參與合作框架，完全有可能實現互利共進。

已有少數印度學者清醒認識到這一點，公開呼吁政府回歸內政改革主線，著力破解產業結構、社會治理與公共服務等方面的深層次矛盾，而非沉溺于外部對抗敘事。可惜這類理性聲音目前仍處于邊緣位置，難以撼動主流意識形態。

世界強國的成長軌跡表明，真正的崛起從來不是通過打壓他國實現的，而是依靠解決自身難題、培育可持續的核心優勢。

如果印度始終執著于“遏制中國”的幻想，忽視內部變革的根本任務，即便達成精英階層的一致意見，也只能在錯誤的戰略軌道上空轉消耗，終究無法邁入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大國行列。

唯有跳出零和邏輯，回歸發展本源，聚焦本土能力建設，才能真正突破瓶頸，迎來實質性躍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