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濤｜讓那些痛苦被看見、被丈量、被救贖

·向內書寫21天練習營3.0版報名中 見二條·

人們總是用自己有限的認知去丈量他人的痛苦。作為精神科醫生，我們的戰場不在診室，而在每道被偏見和無知砌成的高墻下。

01

他家遭了“詛咒”

陳得貴大概是我的患者中最窮的一個。

他的家鄉藏在祁連山深處的褶皺里，交通極為不便，一條蜿蜒的山路是他們與外界連接的唯一通道。從村子出發，要先走上一天到鄉里，再轉拖拉機到縣城汽車站，接著坐兩天一夜的綠皮火車才能到北京。這趟求醫路，他走了整整4天。

2014年12月初，北京接連幾個大風天，一夜入冬。我7點前到了醫院，正要進門診大樓，一個沙啞的聲音從身后傳來：“姜大夫……”

我轉過身，借著樓里透出來的光努力辨認聲音的來處，才發現樓墻根的陰影里蜷著個黑影。那個人慢慢直起身子，動作略顯僵硬，扶著墻頓了兩秒，然后一瘸一拐地走過來，邊走邊裹了裹身上的羊皮襖。那件襖子前襟結著厚厚的污垢，已經看不出本色，袖口磨得泛白。

“姜大夫，額（我）費了老大滴勁從外噠過來滴，在這噠等了一黑咧，您能不能給額加個號嘛？”

他滿眼紅血絲，一看就是好幾天沒睡覺了。那眼神中除了疲憊，更有一種深深的絕望。我心一軟，摸出紙筆寫了個號，遞到他手中。他兩只手緊緊捏著紙條，一再道謝。

加號排到了下午5點后。他走進診室時，我問他中午吃飯了沒有，他支吾了兩聲，拘謹地笑笑，屁股只挨半張就診椅坐了下來。后來我才知道，他哪有錢吃飯，來北京的交通費都是鄉親們你一元、我五角湊出來的。到了北京也沒錢住旅店，就在醫院大廳的長椅上歪了一宿。4個干饃，是他這幾天的全部伙食，餓了就掰半個拿開水沖著吃，沒有開水的話就只能硬噎下去。

我沒收他20元的首診費，也免去了醫院要求的篩查。他不知道說什么好，哭了。

得貴的病是家族性的。村里的人都說，他家遭了詛咒。

他是家里老三，上頭有兩個姐姐。父親在他10歲那年就走了，留下母親拉扯3個孩子。“家徒四壁”對他們來說不是個形容詞，而是現實的寫照。一張桌，一鋪炕，加上母親陪嫁過來的一個大樟木箱子，就是屋里最像樣的物件了。兩個姐姐小學沒念完就輟了學，得貴勉強讀完初中。家里實在供不起。

17歲那年，母親開始張羅給他娶媳婦。可誰愿意嫁過來呢？別說三金彩禮，連500元都湊不齊。媒人帶著姑娘來過一回，母親特意宰了只羊招待。那姑娘倒實在，說家里等著彩禮給弟弟娶親。一頓羊肉吃完，親事也黃了。

日子一年年過去，家里的羊從7只變成了4只，又變成了3只。當只剩下2只的時候，母親終于沒了張羅的力氣。她的話越來越少，經常一天也講不了幾個字，也越來越少出屋。后來連炕都不愿意下了，成天面朝墻躺著。叫她吃飯也沒反應，被拽起來后就枯坐著，眼皮沉得把眼睛遮得就只剩一條縫。

得貴從沒見母親這么“閑”過。以前她總是忙里忙外，腳不沾地，現在卻對家里大大小小的活計不聞不問，完全變了個人。得貴只能每天給母親留飯，自己出去干活。他記得很清楚，那是2000年立春，他從地里回來，看到了房梁上懸掛著的母親。母親穿著過年才舍得穿的藍布褂子，頭發梳得一絲不茍。

那年，得貴27歲。

母親上吊的消息，一時間震驚鄉鄰。村里人都說，老太太是因為兒子娶不上媳婦愁的。在農村，娶媳婦是大事，很多人砸鍋賣鐵討老婆。但村里光棍大有人在，多數人也就照樣過日子，為此自殺的，得貴母親還是頭一個。鄉親們都唏噓不已。

可誰能想到，這只是這個家族厄運的開始。

母親去世后不到半年，得貴兩個姐姐的臉上也開始出現與母親類似的陰郁神情，總也高興不起來，沒精打采，覺得“活不下去了”。最終，像是受到了母親的召喚，在一個陰冷的冬天，兩個人一個上吊，一個跳井，先后自殺了。

后來是得貴的表哥。這個40歲出頭的西北漢子，曾經是村里有名的勞動能手。同樣的農活，別人家忙活三五天，他兩天就能干完。可有一年開春，鄰居們發現他蹲在田埂上的時間越來越長，煙袋鍋里的旱煙燃盡了也沒察覺，就那么盯著遠處光禿禿的黃土坡發呆。

漸漸地，他連院門都不出了。曾經炯炯有神的眼睛，現在像蒙了層灰霧，看人時沒有焦點，仿佛透過活人在望著別處。

村里人都說他“變懶了”，勸他家人別慣著。“餓他幾頓，保準爬起來吃飯！”可事實上，表哥已經瘦得顴骨凸起，眼窩深陷。他妻子夜里偷偷抹眼淚，父親卻咬著牙罵：“你裝給誰看？家里活兒一點兒不干，還擺這副死人相！”可罵歸罵，飯還是照常端過去，盡管他一口不動。

入冬后，家里人發現他徹底躺倒了。家人從擔心到憤怒，最后變成了麻木——反正喊不動，索性不管了。飯就放在炕沿，愛吃不吃。最后的兩個月里，表哥已經瘦得脫了形，皮膚像一層皺巴巴的紙貼在骨頭上。

臘月二十三那天，他妻子掀開那床泛著汗酸的被子，發現他保持著蜷縮的姿勢，輕得像片枯葉。炕頭的粗瓷碗里，稀飯一口沒動。他嘴角微微上揚，仿佛終于解脫了。而屋外，過小年的鞭炮聲正噼里啪啦響成一片。

村里人說起陳家的事，總要壓低嗓門，仿佛聲音大些就會驚動什么。畢竟，人怎么會無病無痛、莫名其妙地就死了？

02

人生要如何走下去

“在那之前，沒有覺得他們異樣嗎？”我問得貴。

“額們鄉下人哪懂這些……”他摩挲著棉褲膝蓋上的補丁，羊皮襖在有暖氣的診室里散發著一股混合著汗味和草料的氣息，“娘走前半年，就成天靠到炕頭的被窩垛上，喊她吃飯就‘嗯’一聲，不喊就能一天不動彈。大姐二姐，也是不愛動彈……”

最讓他難受的是村里人的閑言碎語。每次去集上，總能聽見：“老陳家的人懶得出奇。”“怕是祖上造了孽。”他表哥去世后，就連村口曬太陽的老漢們也吧嗒著旱煙說：“懶筋抽到頭了，連吃飯的力氣都沒咧，死了倒干凈。”

“其實娘年輕時節攢勁得很，雞沒叫就起來烙饃饃，一個人把十畝地務育得綠錚錚的……”得貴說，“大姐的針線活十里八鄉拔尖著呢，繡的牡丹能哄得蝴蝶往上落……”他的聲音哽住了，粗糙的手掌在臉上胡亂抹了一把，羊皮袖口頓時洇開一片深色。

聽到這里，我幾乎可以判斷：這就是抑郁癥。或許這個家族攜帶了某種與抑郁相關的基因，再加上貧困生活的重壓，就像干旱的土地遇上蝗災，把最后一點兒生機都啃噬殆盡。這種病會慢慢抽走一個人所有的快樂和希望，連吃飯、呼吸都覺得累。最終，死亡反而成了唯一的解脫。

那個表哥能活活把自己餓死，應該是已經到了嚴重的木僵狀態。我能想象他躺在炕上的樣子：眼睛睜著卻看不見，耳朵聽著卻聽不懂，飯菜送到嘴邊也不會咀嚼。就像一臺被拔掉電源的機器，所有的程序都停止了運行，只剩下最基礎的生理機能還在勉強維持，直到最后一絲能量耗盡。

但所有癥狀都是隱形的。在外界看來，他無病無痛，不聾不瞎，就是“懶”。

可怕的是，一年前，得貴身上也開始出現同樣的“懶”。

起初他只是早晨下地時腿腳發沉，后來連鋤頭都揮不利索了。更要命的是腦子總像蒙著層油紙，別人喊他三四聲才勉強應一句：“啊？”

漸漸地，別說下地干活，連吃飯都成了負擔。熱騰騰的饃饃擺在面前，他拿著饃的手卻像灌了鉛，掰兩下就累得直喘。

最瘆人的是前一年秋收時，金黃的麥浪里，別人都彎著腰鐮刀飛舞，就他跪在地里，機械地重復著抓麥稈的動作，半天挪不出半壟地。烈日把他后脖頸曬脫了皮，麥芒扎進指甲縫里滲著血，他卻像不曉得疼似的。后來還是幾個人把昏厥的他拖到樹蔭下，發現他褲襠里全是尿漬。

說起這些，這位滿臉風霜的西北農民哭了：“姜大夫，你救救額，這回要再治不好，額也不想活咧。”他用皴裂的手掌擦著眼淚，指節粗大得像老樹根，也像他快枯萎的生命。“額已經想好咧，要是來北京也瞅不見個希望，額回屋就尋死去。”

得貴不止一次想過死。

從母親離世那天起，黑暗就像一床浸透的棉被，沉沉地壓在他身上，讓他喘不過氣。后來，兩個姐姐接連自盡，表哥又出了事，每一次喪事都像往他心上澆了一桶瀝青，一層層凝固，把他那最后一點兒活氣也封死了。

他試過很多法子。前一年夏天，他蹲在牲口棚里搓麻繩，搓著搓著，手指就不自覺地在繩結上繞了幾圈，勒得他手腕發青。還有一回，他偷偷把半瓶除草劑兌進稀飯里，可端到嘴邊時，手卻抖得灑了大半。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深更半夜摸到村后的老槐樹下，可剛把褲腰帶系上樹杈，忽然聽見一聲貓叫，凄厲得像是從墳地里飄出來的。他一激靈，腳下一滑，栽進樹根旁的泥坑里。等他艱難地爬出來，發現那只野貓正蹲在墳頭上，綠瑩瑩的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他，像是母親派來攔他的。

“連娘都嫌額死得窩囊……”

轉機來得突然。十一假期村里有個大學生放假回來，跟他說：“貴叔，你這怕是抑郁了，得上大醫院瞧去。”得貴聽不懂“抑郁”是啥，那后生說：“北京有專治心病的醫院，我查了，你這癥狀都對得上。”

這話在他那黑暗的空間撕開了一條縫。他不知道這病能不能治，但他決定來試試。鄉親們可憐他的遭遇，東家湊十塊，西家添二十。這些帶著體溫的毛票，最終湊成了一張皺巴巴的來京車票。

03

抑郁變成了懶病

這些年，每當有明星或名人公開談論自己的抑郁癥，媒體總會掀起一陣討論的熱潮。這些報道確實讓更多人知道了抑郁癥的存在，卻也悄悄編織出一個誤解：抑郁癥是一種富貴病，只有衣食無憂的人才會得。

美國蓋洛普的調查數據顯示，貧困人群患抑郁癥的風險是普通人的兩倍。冰冷的數字終究不如得貴鞋縫里嵌著的黃土來得真實——那是他來求醫的路上，以及這十幾年間，一點點積累起來的絕望。

“莊里頭都說額家中了邪。”得貴的聲音越來越低，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二姐走前半個月，把腌了十幾年的醬缸一榔頭砸咧，說‘咋吃都嘗不出香咧’。那會兒只當是耍性子呢，要是早知道是害病……”他突然卡住，喉結上下滾動，后半句話消散在他的沉默里。

我看著他羊皮襖袖口磨出的毛邊，想起一個曾經電話咨詢的貴州小伙子。他說他父親在床上躺了半年，村里人都說他父親是懶骨頭，直到喝農藥那天都沒人覺得他父親生病了。小伙子哭著問：“大夫，窮人連得病的資格都沒有嗎？”這個問題我答不上來。醫學教科書上那些關于抑郁癥的神經生物學機制，那些精確到毫克的用藥指南，在得貴膝蓋上層層疊疊的補丁面前，顯得如此蒼白無力。當一個人連買鹽都要賒賬時，誰會關心他的大腦缺不缺5-羥色胺？

貧困像把鈍刀，不僅一刀一刀剮著他們的皮肉，更慢慢磨損著他們對痛苦的感知。當一個人習慣了餓著肚子睡覺，習慣了忍著疼痛干活，“抑郁”對他們來說就變成了“渾身不得勁”，變成了“懶病”，變成了“中邪”。得貴家接連失去的4位親人，正是在這樣的蒙昧中被當成“命不好”的范例，而不是亟待救治的患者。

這種認知的局限不僅存在于普通大眾，醫生們對情緒類障礙軀體化癥狀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軀體化抑郁癥，是指患者無法有效識別或表達抑郁情緒，潛意識中將心理壓力或情緒痛苦轉化為身體癥狀的現象。患者會感受到真實的軀體不適，如疼痛、胃腸紊亂等癥狀反復出現，但醫學檢查無明確生理病因。

04

讓生活重新有了滋味

我給得貴開了對癥的藥，起效快，還經濟。

祁連山下的鄉親們說得沒錯，得貴家確實遭了“詛咒”，只是這詛咒不是在祖墳風水，而是在基因鏈條的某個片段上。但科學最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將“詛咒”轉化為可測量的數據和可治療的疾病。

他遲疑地捏著處方箋：“這藥……真能治我的病？”

“它能增加人的活力，人也就有精神頭兒了。但也可能有副作用，出現口干、犯困是正常的。”我解釋說。

“這藥吃上迷糊不？……”得貴欲言又止。原來他擔心吃藥犯困耽誤干農活。這種現實的考量讓人心酸。

“這樣吧，”我在處方箋背面給得貴注明，“頭一周每天兩頓，每頓只吃半片，等身體適應了再加量。”這個劑量既能穩住病情，又不會讓他扶不住犁頭。

他仔細地把處方箋裝進內兜，猶猶豫豫地走了。

4個月后，清明節后的一個門診日，我同往常一樣在診室忙碌，不經意間抬眼，竟瞧見得貴出現在門口。天氣回暖，窗外的樹上冒出了一簇簇綠意。脫掉羊皮襖的得貴，換上了一身洗得發白的藍布褂子，整個人看起來清爽利落，也像抽出了綠色的新芽。

他朝我咧嘴一笑，露出被旱煙熏黃的牙齒，牙齦卻透著健康的粉紅。他的腳步不似初見時的拖沓，而是帶著輕快的節奏。我很驚喜，沒有什么比看到患者好起來更讓人開心的了。還沒等我反應過來，他突然撲通一聲跪在了地上，把我嚇了一跳。我趕忙去扶他，他卻執拗地不肯起來，聲音發顫地說：“姜主任，沒您的話，額早喂了狗咧。這點小米是自家地里種的，您可甭嫌棄。”

我才注意到他提著一個布口袋，打開一看，小米在陽光下泛著溫潤的光澤，每顆都飽滿勻稱，顯然是特意篩過的頭茬糧。這何止是一袋小米，更是一個人對生活重燃的熱情，就像那些熬過寒冬的麥苗，在春風里悄悄挺直了腰桿兒。

“現在村里人肯定沒人說你懶了吧。”我笑道，“你這么用心種出來的，我肯定用心吃。”

他嘿嘿一笑，像孩子一樣純真。他告訴我，吃完藥的第4天，他忽然聞見了鄰居家蒸饃饃的香味，而在之前的半年里，他連咸菜都嘗不出味道。

真正的康復不在于癥狀消失，而在于讓生活重新有了滋味。

我叮囑得貴要堅持服藥一年，千萬不能掉以輕心。大腦功能修復需要時間，就像骨折后石膏要打6-8周，大腦里神經遞質分布的再平衡，通常需要6個月以上的持續作用。完整一年的療程可大大降低復發的風險。很多患者感覺“好了就停”，結果兩三個月后癥狀反復，每次復發都會增加后續的治療難度。就像燒開水，剛到90攝氏度就關火，永遠不能徹底沸騰。

他頻頻點頭，說：“如今全莊子都明白‘抑郁癥’是個啥咧，往后身上不得勁又查不出病的，都得尋精神科大夫瞧哩。”

這個認知的轉變，或許比任何藥物都珍貴。有時候，治療未必需要多昂貴的藥片，而是需要更多人明白：當一個人突然對什么都提不起勁時，不一定是懶，可能是病了；當夜里輾轉反側到天明時，不只是睡不著那么簡單。這些常識，和不到20元錢的阿米替林一樣，都能點亮生的希望。

“娘那會兒要是能吃上這藥就好咧，也不至于病死了還叫人指指戳戳地笑話……”說著說著，這個西北漢子又哽咽了。

人們總是用自己有限的認知去丈量他人的痛苦。

就像跟健康人描述牙疼，沒疼過的人永遠不知道那種滋味。同樣，外人也永遠不會懂抑郁癥患者到底有多難受。

作為精神科醫生，我們的戰場不在診室，而在每道被偏見和無知砌成的高墻下。

下班時，暮色已深。梧桐的新葉在風中輕輕搖曳，枝丫間掛著一輪清冷的月亮。這月亮此刻照著北京的高樓，也照著祁連山下的墳頭。得貴的母親、姐姐、表哥，那些被認為“懶”“作”的人，如今都躺在同一輪月亮下。而活著的“得貴們”，還在為最基本的生存權搏斗——不僅要對抗大腦里的風暴，還要掙脫“魔咒”的污名化枷鎖。

這大概就是精神科醫生存在的意義：我們既是神經遞質的調校師，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傳譯者，把生化指標翻譯成人話，把患者的呻吟轉譯成醫學編碼。就像此刻我寫下這些文字，試圖在科學與苦難之間搭一座小小的橋，讓那些痛苦被看見、被丈量、被救贖。

本文摘自《安定此心：我當精神科醫生的12000天》姜濤著 中信出版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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