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燕子出名后擔任16個職務，周總理批示：只留下最低和最高職務

1965年1月10日清晨，北京飄著碎雪，人民大會堂的燈卻徹夜通明。身著深藍棉襖的邢燕子揣著一張寫著“執行主席”的座次卡在門口等候，她的腦海里卻不斷浮現司家莊北大洼被冰封的溝渠。有人悄悄提醒：“輪到你進去啦！”她這才抖去肩頭的雪粒，大步邁進會場。

二十多年前，邢燕子出生在燕京城，一個乳名再普通不過。她真正扎根土地，卻是1956年回到寶坻的那個黃昏。那天曠野里只剩殘雪和零星的麥稈，村口的老人瞇著眼問她：“小丫頭，你真舍得扔下城里的飯碗？”她回答得干脆：“田里缺人，我能頂一人。”這一句顯得輕，卻把她往后幾十年的道路釘死在泥土里。

司家莊頻遭澇災，青壯勞力又不斷外流。1959年最險的那一季，全村兩百多口人背靠一堆發霉的高粱面過活。邢燕子帶著十幾名姑娘把犁套在肩頭，兩人一組硬生生把一千多畝地翻完；肩膀磨出血泡，也沒人停手。有人泄氣，她沖著隊友喊：“地不翻透，誰都別想靠墻歇。”這股狠勁兒第一次讓鄉親們把“燕子”當主心骨。

1960年春，河北日報一篇通訊把“燕子突擊隊”推到全省頭版。可真正的拐點來自于同年秋天的那封加急電報：新華社要把她請到北京作報告。邢燕子在火車上看著窗外連綿的荒地，突然有點慌——她甚至沒來得及準備像樣的行李，只帶了半麻袋玉米種子，打算會后順路尋些良種配比。

北京之行讓她一夜之間成了“全國先進青年”“農業戰線勞模”“華北十大紅旗手”等諸多榮譽的代名詞。榮譽也帶來頭銜——鄉大隊支書、縣委員、省婦聯副主任、天津市委書記……到1964年底，邢燕子先后肩挑16個職務，公文堆得連她自己都分不清哪份該先簽。她偶爾打趣：“開會比春播都忙。”

最棘手的，是兩頭都耽誤不得。一天深夜，她在天津市委會議室批文件，寶坻來電：“北大洼水閘壞了，麥苗浸水。”邢燕子扒了幾口小米粥就往家趕，抵村時已近凌晨。她披著棉大衣跳進冰水里搶修閘門，鄉親們頓時放心：這還是那個敢跪在犁把上拽地的“燕子”。

繁雜職務的難題最終擺到周恩來面前。1965年2月的一次中央碰頭會上，工作人員將邢燕子的職務表遞給總理。周恩來看完，沉默片刻，提筆批示：“去掉中間各項，只保留最低和最高。”短短十四字，卻像在亂線團里剪出兩頭——最低職務讓她繼續在第一線試稻育麥，最高職務則保留中央委員的政治榮譽。批示很快下達到地方，邢燕子松了口氣：“總理幫我把田地留住了。”

削減職務后，她更專注基層。1966年初春，她帶人把北大洼徹底改造成高臺田，畝產從不足百斤沖到八百斤。天津統計部門看了數字半天不敢蓋章，派人實地復核，結果一畝地竟打出九百二十斤稻谷，引得四鄰紛紛來學。

1973年，她隨天津代表團出訪羅馬尼亞。有人在歡迎宴上問：“聽說你在國內當市委書記？”邢燕子笑著搖頭：“書記不書記，都得給莊稼人跑腿。”翻譯照譯過去，東道主哈哈大笑，這句樸素回答成了當天新聞。

進入八十年代，農村體制改革滾滾而來，司家莊也試辦家庭聯產。邢燕子多次夜訪農戶，聽完大伙兒的顧慮后說：“責任田歸你，水渠、泵站歸集體，咱雙保底。”這個“兩歸雙保”法子一年就穩定了產量，還保住了基礎設施。

1987年，她調任天津市北辰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在此之前，邢燕子從未坐過帶扶手的轉椅。剛進機關，她干脆把扶手鋸掉換成木凳，理由是“腿腳落不住勁兒”。下鄉調研，她帶的行李依舊是一個粗布包，里面卷著常備的膠鞋和草帽。年輕干部好奇，她擺擺手：“下地就得像個莊稼人。”

1995年北運河決口，堤壩加固需要大量志愿者。已經55歲的邢燕子扛著鐵鍬第一個跳進泥漿。有人勸她：“您是副主任，不必上前線。”她回一句：“副主任也是人，不是牌位。”這句話后來被區里刻在防洪紀念碑側面。

兩千年后，她退休在家，拂曉照舊五點起身，繞小區跑兩圈，再翻翻農業科技資料。鄰居碰見問：“老太太，還想種地？”邢燕子笑：“手不握鋤頭，心里就發癢。”人們這才驚訝，她的指甲縫里仍殘著常年干活留下的黑痕。

2022年4月6日，邢燕子因病去世。寶坻到司家莊的柏油大道上自發出現一排寫著“燕子隊長，一路走好”的黃紙條；北大洼的水面被漾開的春風吹皺，仿佛當年那群姑娘們拉犁時留下的步痕還在。人們再次想起周總理那行字：留最高，是國家的褒獎；留最低，是土地的需求。或許，這就是邢燕子一生最精準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