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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一詞承載著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明記憶與身份認同。探賾其源不僅是古典文獻學的課題,更是關乎理解中華文明早期格局與自我認知的關鍵。
先秦時期,“華夏”從無到有、從模糊到清晰,其內涵經歷復雜的衍變過程。既往研究多側重于“夏”或“夷夏之辨”的某個側面。從政治歷史的角度,動態考察其融合過程與動因,可以對先秦“華夏”稱謂的起源提供一個更為系統與深入的闡釋。
「“華夏”與“華/夏”」
目前,學術界對“華夏”一詞的組合形式存在三種解釋路徑:一是將“華夏”視作偏義復詞,一字表示具體意義,另一字為陪襯;二是以呂思勉為代表,認為“華”與“夏”音近義同,“華夏”為同義復詞;三是將“華夏”視作“華”“夏”兩個不同意義字詞的并列組合,孔穎達疏曰“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
還有觀點表示,漢族最初以花為圖騰,華乃花之初字,故以之為族稱,“華夏”特指圖騰為花的族群。考古學上分布于華山附近的廟底溝類型遺存,其文化特征表現為“雙唇口尖底瓶、薔薇科花卉團和鳥形彩陶盆”,雖可提供佐證,然因缺乏直接文字證據,難以確定花卉圖案是單純裝飾還是具有特殊意義的符號,故此說仍難定論。
錢穆進一步提出,“夏”為族群名稱、“華”為地理標志名稱。還有學者甚至主張,“華夏”二字皆為地理名詞。甲骨文“華”字乃華山,“夏”指的是夏都(“夏邑”或“大夏”“夏墟”)區域。這種將“華夏”二字與地理標志名稱相聯系的思路頗具啟發性。
關鍵性的發現是,學界以往對華夏的解釋多基于“華夏”一詞在周代或此前已經出現的預設。但在先秦文字材料中,“華夏”并稱的詞例僅見于《尚書·武成》與《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兩處記載,未見于甲骨文和金文。《尚書·武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一句,雖體現了明確的華夷分野意識,但因“出自東晉梅賾所獻的偽作”,不能作為有效證據。《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失華夏”的記載,在《國語·楚語上》表述為“使不規東夏”,故此處“華夏”當理解為“東夏”。
“華夏”一詞的普遍使用可追溯至東漢,如蔡邕撰寫的碑文及《后漢書》的記載。先秦時期,表述華夏民族分別使用“華”或“夏”,并沒有合綴為“華夏”的詞例。《左傳》中“華”“夏”二字多以“諸華”“諸夏”形式出現,二字涵義有關聯或相同之處,但不能完全等同。
「“夏”的正統建構」
“夏”原是一個族群與政權概念。相較于“華”而言,它更早用于指代中華民族。
史料記載,周朝創建初期以“夏”自稱,體現周人已突破族群身份,發展出對“夏”的身份認同。這種身份認同,發端于兩個族群在地理層面的聯系,即周人在地理認知層面意識到周、夏二族同屬“西土”的緊密關聯。
周人推舉“西土”的地域認同,有其現實的政治需求。殷商之際,商人地處中原,以“中商”自稱,并在甲骨卜辭中以東、西、南、北四方和四土的稱謂稱呼周邊族群。清華簡《尹誥》以商的視角稱夏為“西邑夏”,說明夏、商兩股勢力東、西對峙。傅斯年在1933年提出“夷夏東西說”,認為上古時期中國地域文化分布呈東、西分野的格局,夏、周處于西部地區,夷、商處于東部地區,形成東西對峙的二元格局。《尚書》記載周武王征伐商紂時的誓師辭,首句便稱其所號令的部隊乃“西土之人”。其中,庸、蜀、羌、髳、微、彭、濮等皆屬位于西部地區的族群。在周革商命的過程中,周人有意識地利用“西土”地域認同,以更大范圍地集合伐紂的地方勢力。
周革商命后,周人從偏居西陲的“小邦周”轉而成為“天下共主”。周武王、成王時期,大量功臣謀士、圣王后裔與王族宗親被分封到戰略要地,建立諸侯國,作為保護周王室的屏障。由周王室分封而建立的國家是周天子權威在不同地區的橫向延伸,這些國家不同于接受招安而獲封的地方原有方國,由此進一步緊密了“家國同構”的統治網絡。
「“華”的地緣語義」
《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此例中的裔、夷特指萊人,屬東夷族群。萊國乃先周時期建立的地方方國,并非周王封建的諸侯國家,政治地位低于周朝封建的核心諸侯群體。此例“華”與“夏”并舉,雖然還沒有并稱,但可見“華”已有代表華夏的語義。
《史記》記載,周武王“營周居于雒邑而后去。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這一系列舉動在于昭示周朝確立新的政治中心、彰顯天命所歸、宣告戰爭結束、推行偃武修文的德治形象。文中提及的華山之陽若指陜西華山,則周武王自雒邑(河南洛陽)往西去,當先經桃林塞。但原文先言華山而后及桃林,明顯捍格不入。
據《周禮》載河南豫州“其山鎮華”可知,河南嵩山在古代被稱作“華”。《逸周書》亦提及,“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爾雅》亦載,“河南華,河西岳,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當時的五岳稱謂與現在有所不同,且河南嵩山稱華、陜西華山稱岳,武王縱馬的“華山”特指嵩山。
春秋時期,“華”進一步成為指代東方諸侯的稱謂。《左傳》中稱為“諸夏”的,包括齊、宋、陳、衛、鄭、許、曹、邢、魯等一眾由周天子封邦建國的國家。這一歷史地理內涵與春秋兩強爭霸形成的地理關系相契合。當時,晉國位于西方,楚國位于南方,形成西南對峙的局勢。霸主地位的獲得與鞏固需要華夏諸侯的支持與擁護。晉、楚二強對各自周邊的國家有足夠的威懾能力,故位于東方的“諸夏”成為兩個強國極力爭取的目標。特別是在第二次弭兵(公元前546年)前后,大國不能通過直接的戰爭行動征討不臣服的國家,“諸華”“諸夏”自主決定的政治立場成為這一時期確認霸主地位的關鍵。
「認同奠基與演進」
先秦時期“華夏”并非作為一個固定詞組存在,而是經歷從地域指代到文化認同的動態建構過程。通過辨析“夏”與“華”的獨立源流,可以發現“夏”源于周人以“西土”地域認同為紐帶,通過承接“天命”所確立的政治正統性,其內涵由夏王朝擴展為以周王室為核心、包括同姓及異姓諸侯在內的“諸夏”政治共同體;“華”的本義與嵩山古稱密切相關,在春秋晉楚爭霸的特定地緣格局下,衍生出指代東方諸侯集團的“諸華”概念。
這一辨析不僅厘清了“華夏”稱謂的起源脈絡,更深化了我們對早期中華文明由政治整合走向文化認同復雜歷程的理解。大致可以這樣看,“夏”的路徑代表縱向的正統承續與政治整合,通過天命觀和封建制,構建出一個基于政治認同的開放體系;“華”的路徑體現了橫向的地緣聯系與戰略互動,在春秋特定的霸權格局中凸顯了東方諸侯群體在華夏世界中的關鍵地位。二者在歷史文化層面進一步合流,共同奠定了“華夏”認同的基石。
這種認同的核心不是簡單的、絕對的種族血緣,而重在對共享的文化價值、政治傳統和文明秩序的認可與維護。這一華夏認同的形成過程,展現了中華文明強大的包容與整合能力,重視正統與延續的歷史觀,以及多元一體格局的早期雛形。源自古老年代的歷史智慧與文化格局,為我們今天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深厚的歷史底蘊、不竭的精神力量。
(作者分別為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后王寶妮、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郭曉東)
原標題:《學林隨筆|華源“嵩岳”,夏起“西土”:華夏認同的政治地理溯源》
欄目主編:王珍
本文作者:王寶妮 郭曉東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徐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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