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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浪潮似乎正在退去,一種新的敘事悄然占據主流。人們給它起了一個聽起來很有安全感的名詞——“要塞經濟”(Fortress Economy)。
在很多人的想象里,要塞意味著厚實的城墻、充足的存糧、自主的城防,以及一種“管它外面洪水滔天,我自安穩如山”的底氣。它是地緣政治博弈到了極點時,一個經濟體為了自保而下意識做出的防御姿態:能源要自給,糧食要本土,芯片要全產業鏈,金融要自搞一套。
但如果我們撥開這些帶有安全色彩的詞匯,會發現,這不僅僅是經濟模式的轉向,更是思維的降級。它正試圖把一個原本互利、開放、流動的現代文明,拖回一種古老的、對立的、甚至帶有自我放逐意味的“堡壘時代”。
我必須指出:這種看起來充滿“底線思維”的要塞經濟,其實是要不得的。
一、 防御的本能,演變為時代陷阱
我們得理解“要塞經濟”是怎么冒出來的。它不是憑空產生的,它長在缺乏安全感的土壤里。當原本通暢的供應鏈被政治切斷,當曾經作為公器的國際結算系統變成制裁的工具,當技術交流被豎起高墻,任何一個理性的決策層都會感到一種刻骨的威脅。在這種背景下,加強自主、減少依賴、對沖風險,這本身是正常的避險行為。
但問題在于,“避險”和“要塞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避險是動態的平衡,是通過增加連接的多樣性來稀釋風險。而“要塞化”是靜態的防御,它是通過切斷連接、退回高墻之內來尋求安全。這種“向后縮”的姿態,本質上是對現代經濟底層邏輯的某種否定。
“要塞經濟”的核心特征是:自給優先、保護導向、政府主導。它試圖在自家的土地上,復刻出一套全知全能的工業體系。這意味著,它不再追求“全球范圍內最有效率的分工”,而追求“圍墻之內最完整的閉環”。這種心智一旦確立,經濟活動的語法就變了。它不再是關于“成全”,而是關于“守衛”。它把原本應該向外探索的觸角,收縮成了向內挖掘的鐵鍬。
二、 經濟是互相成全,不是單向“沖鋒”
在當下的經濟討論中,我們經常能聽到一種極具戰斗性的表述,我稱之為“沖鋒思維”。缺什么,就沖鋒什么;哪塊是短板,就飽和攻擊哪塊。這種思維把經濟體系看作是一張可以按圖索驥的零件清單,只要投入足夠的資本、人力和行政命令,就能像攻克高地一樣,把那些“缺失的環節”一個一個拿下來。
但這恰恰是對經濟規律最深的誤解。經濟不是一場單向的軍事沖鋒,而是一個生態系統中無數微觀主體“互相成全”的結果。現代經濟的本質,是跨越國界的、深度的價值交換。你產出的資源成了我工廠的能源,我設計的方案成了你生產的指令,他提供的金融工具成了我們共同的保險。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任何一個節點是絕對自足的,因為“不自足”才是效率的來源——因為我不需要做所有事,所以我才能把這一件事做到極致。
“要塞經濟”卻試圖打破這種成全。它預設了一個前提:外部環境是敵對的,任何依賴都是致命的。于是,它開始要求經濟體進行“沖鋒式補短板”。
這種思維的代價非常昂貴。往往會導致資源的深層次錯配。為了補齊某一個技術環節,可能需要動用全國性的行政資源和萬億級的補貼,而這些資源原本可以流向更有創造力、更具生長性的領域。更重要的是,當為了“安全”而不計代價地沖鋒時你其實是在用整個社會的效率在為這種防御買單。
一個整天忙著“補短板”而不敢抬頭看天的經濟體,最終會發現,它雖然補齊了所有的零件,卻錯過了整個時代的動力切換。
三、 這要塞,到底是誰的要塞?
這是我們在討論“要塞經濟”時,最容易被宏大敘事掩蓋、卻又最必須被揭開的是:這要塞,是有主體歸屬權的。說“國家要筑起經濟要塞”時,這個要塞的內部結構并非鐵板一塊。要塞的修筑,意味著權力的重新集中,意味著解釋權的單一化。
我想追問:到底是誰在定義什么是“威脅”?是誰在劃定哪些產業屬于必須不計代價保護的“要塞核心”?又是誰在掌握那些流向要塞建設的巨額社會資源?
在“要塞經濟”的邏輯下,資源的分配不再遵循市場競爭的優勝劣汰,而是遵循“安全清單”的政治指令。這就產生了巨大的權力尋租空間。那些能夠進入清單、被定義為“戰略性”的企業,會迅速成為這個堡壘里的特權階層。他們可以拿著“安全”作為盾牌,理直氣壯地躺在巨額補貼和行政保護之上,免于市場的洗禮。
與此同時,這種“要塞化”的代價,是由那些在清單之外、在圍墻邊緣的廣大中小企業和普通納稅人承擔的。他們被迫接受更高的能源價格、更低效的本地供應鏈、以及更匱乏的外部市場。這就是要塞經濟最危險的地方:它往往會演變成一種權力對資源的暴力重組。它以“集體安全”的名義,掩蓋了利益分配的不均。最終,這個要塞可能并沒有防住外面的對手,卻先在內部形成了一個堅不可摧的利益集團。這個集團會為了維持自己的特權,不斷地強化外部威脅的敘事,讓整個經濟體在“防御”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所以,任何關于“要塞”的宏大敘事,如果不回答“誰收益、誰承擔”的問題,都是一種對大眾的道德綁架。
四、 這種對立思維,正在劫持未來
“要塞經濟”最可怕的殺傷力,在于它改變了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當一個社會開始以“要塞”自居,它的文化和心態會迅速走向封閉。這種心態把所有的外部連接都看作是潛在的滲透,把所有的國際交流都看作是危險的敞口。一個經濟體如果失去了與世界最先進文明的碰撞、摩擦和互相成全,它就只能在自給自足的幻覺中慢慢枯萎。
我們要明白,真正的韌性(Resilience),絕不等于堡壘化。韌性來自靈活性,來自連接的多樣性,來自在復雜系統中的自適應能力。而要塞是剛性的,它是脆弱的。一旦外部環境的沖擊超過了城墻的承載力,或者內部的資源支撐不起這座龐大堡壘的空轉,崩塌就是毀滅性的。歷史上那些試圖通過閉關、自守、筑墻來獲得永恒安全的帝國,最終都無一例外地倒在了它們自以為穩固的防御工事之下。
五、 我們需要“鏈接的勇氣”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不確定的時代,這點毋庸置疑。外部的圍堵、制裁、技術封鎖,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陣痛。但解決這些陣痛的方法,絕不是把自己關進一個叫“要塞”的黑屋子。一個真正成熟且有歷練的經濟體,應該懂得:安全感不是來自“我什么都有”,而是來自“我是別人離不開的那一部分”。
與其在墻內低水平地重復制造輪子,不如以更開放的姿態,去尋找那些無法被切斷的價值節點。與其追求清單式的“沖鋒”,不如去經營那種深度互嵌的、互相成全的共生關系。這種關系的強度,遠勝過任何冰冷的城墻。
所以要警惕那種動輒把經濟問題推向極致、推向對立、推向戰爭狀態的言辭。那些用猛詞、狠詞堆砌出來的危機感,往往是為了遮蔽思考的懶惰和利益的貪婪。一個沉穩的、有思想深度的人,應該能看穿這種“要塞概念”背后的虛弱。我們要建設的,不是一個把門窗焊死的鐵桶,而是一個充滿生機、能夠不斷與外界交換物質與信息的活體。
六、 別讓防御,成為最后的葬禮
“要塞經濟”要不得,因為它本質上是一種對未來可能性的主動放棄。它把經濟從一種追求美好生活的創造性活動,降格成了一種維持生存的防御性動作。它讓社會資源在“安全”的名義下被低效揮霍,讓權力在“保護”的旗號下過度擴張。
必須時刻追問:要塞到底是誰的要塞?如果這座要塞是為了保護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修筑,如果它是以犧牲大多數人的活力和未來作為基石,那么這座要塞建得越高,它離文明的方向就越遠。
在這個風云變幻的時代,真正能保護我們的,不是要塞里的存糧,而是我們依然擁有與這個世界“互相成全”的能力,以及那份不被恐懼所劫持的、向外生長的勇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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