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警方發出“最后通牒”

文︱陸棄

1月19日，伊朗警方最高官員向參與當局所認定“騷亂”的抗議者發出三天期限的“最后通牒”，要求其自首以換取從輕處理。幾乎在同一時間，伊朗行政、立法與司法三大權力部門罕見地以聯合聲明形式對外承諾，將“夜以繼日”解決民生與經濟問題，并對“恐怖事件”的煽動者施以嚴懲。表面看來，這是一套典型的危機應對組合：一手施壓、一手安撫；一邊強調秩序，一邊強調治理能力。但若將視角稍稍拉遠，這一表態所折射的，并非單一事件的善后安排，而是伊朗國家治理長期承受的結構性張力。

“最后通牒”這一措辭本身，就意味著事態已經越過日常社會治理的范疇，進入安全邏輯主導的階段。它并非單純的執法告知，而是一種政治信號：國家認為當前局勢已對秩序構成實質威脅，必須通過集中性的權力展示，迫使局勢回到可控軌道。從伊朗官方敘述看，抗議者被明確區分為兩類——“受騙的年輕人”與“煽動恐怖事件的幕后者”。這種區分并不新鮮，卻在每一次社會動蕩中反復出現，其背后是一種典型的治理思路：將社會不滿視為可被糾正的偏差，而將持續動員與組織化對抗視為外部敵對力量的滲透。

然而，問題恰恰在于，這種區分在現實中往往并不清晰。街頭抗議的參與者，既可能出于經濟困境、社會不公或代際焦慮，也可能在情緒與信息的推動下被卷入更大規模的政治動員。國家以安全視角加以應對，固然可以在短期內恢復秩序，卻也容易忽略一個事實：當“受騙”成為對年輕抗議者的官方定性，本身就意味著制度對其真實訴求缺乏傾聽的耐心。

伊朗當局同時高調強調“民生與經濟問題”，并非偶然。長期制裁、通脹壓力、就業機會不足，已在伊朗社會形成持續性的結構困境。抗議并不一定以明確的政治綱領出現，卻往往在經濟承壓的節點集中爆發。官方在“最后通牒”發布當天同步承諾改善民生，恰恰說明決策層并不否認社會不滿的物質基礎，只是在優先順序上，穩定始終壓倒改革。這種次序安排，在伊朗并不罕見，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其治理的韌性與局限。

從制度層面看，伊朗的政治體系并非簡單的強制統治結構，而是融合了選舉、宗教權威與革命合法性的復雜體系。正因如此，當抗議頻繁出現時，國家并不愿輕易承認其為“合法政治表達”，而更傾向于將其框定為安全問題。一旦如此，處理邏輯便從協商與吸納轉向威懾與懲戒。這種轉向并非完全出于意識形態，而是源自對系統穩定性的深層焦慮：任何持續的街頭動員，都可能被視為對現有權力平衡的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警方此次明確提出“自首換取寬大處理”，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當局并未關閉回旋空間。與其說這是純粹的威脅，不如說是一種有限的減壓機制，試圖在不全面升級對抗的前提下，迅速分化參與者。對國家而言，這是一種成本相對可控的選擇；對個人而言，卻是一道艱難的判斷題——自首意味著承認錯誤，卻未必換來真正的安全；不自首，則可能承擔更高的法律與政治風險。

問題在于，這種策略的效果往往具有時間性。短期內，它可能確實削弱抗議規模，恢復街頭秩序；長期看，卻未必觸及不滿的根源。經濟結構的僵化、社會流動性的受限、代際期待與現實落差之間的張力，并不會因一次“最后通牒”而消失。相反，若治理回應始終停留在安全層面，社會情緒可能只是轉入更隱蔽、更碎片化的表達形式。

伊朗三大權力部門聯合發聲，本身就是一種罕見的政治動員。這既顯示出體制內部在危機時刻的協調能力，也透露出壓力的真實程度。當一個國家需要反復強調“夜以繼日”解決問題，往往意味著問題已經積累到不容忽視的程度。強硬與承諾并行，恰恰說明任何單一手段都不足以支撐局面。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伊朗的處境并非孤例。在全球多重不確定性疊加的背景下，許多國家都在經歷類似的治理考驗：社會期望上升，而資源與政策空間受限；安全邏輯強化，而政治吸納能力相對滯后。伊朗的特殊之處在于，其外部環境長期高度對抗，使內部調整的代價與風險被進一步放大。

“最后通牒”或許能夠暫時終結一輪抗議，但它無法替代對社會結構性問題的持續回應。國家權力可以在關鍵時刻收緊，卻終究需要找到一種不完全依賴強制的治理平衡點。否則，每一次秩序恢復，都只是為下一次緊張積蓄能量。

在這一意義上，伊朗當局此番表態，更像是一面鏡子：它映照出的不僅是街頭的抗議者，也是一個在壓力之下反復調整姿態的國家。未來的關鍵，不在于三天之內有多少人選擇自首，而在于三天之后，治理邏輯是否仍然只能在“通牒”與“承諾”之間來回擺動。真正的穩定，從來不是沉默，而是被容納、被回應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