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多重焦慮與結構性矛盾的露餡

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華僑報

1月17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結束對中東與亞洲的外訪，表面上是一趟“成果頗豐”的外交行程，實質上卻暴露出當下日本外交的幾重焦慮與結構性矛盾。這次行程橫跨印度、菲律賓與中東，看似布局廣泛，實則主線清晰：在印太地區以“合作”之名，行“制衡中國”之實，并試圖在美國戰略重心搖擺的背景下，替華盛頓補位、替自身加碼。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正在將“經濟安保”與“安全保障”高度捆綁，并向外輸出這一話語體系。與菲律賓簽署《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在名義上是后勤互助，實質上卻是為自衛隊在南海周邊活動鋪設制度通道；與印度討論稀土供應鏈，則是把經貿議題直接納入地緣政治框架之中。這種操作并不新鮮，但日本如今做得格外急切，其背后，是對自身供應鏈脆弱性的深度不安，也是對中美博弈長期化的預期判斷。

其次，日本外交正在顯露出一種“代理型主動”。茂木反復強調日美菲合作、四邊機制的重要性，并刻意向國際社會傳達“美國不可或缺”的信息。這一表態，既是對外，也是對內：對外，是在安撫地區盟友，暗示美國雖有“重視西半球”的姿態，但并未真正退出印太；對內，則是在為日本持續押注同盟路線尋找正當性。然而問題在于，當日本越是急于證明美國的存在，就越暴露出對美國戰略可靠性的擔憂。

再次，中東行程中的“中立姿態”，更像是一種外交修辭，而非戰略支點。日本強調為加沙和平作貢獻，確實延續了其長期以來避免深度卷入中東沖突的傳統形象，但這種“中立”更多是一種安全的道德表態，而非具備實質影響力的斡旋能力。在印太高調站隊、在中東強調中立，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張力：它說明日本并非真正的“規則仲裁者”，而是在不同地區采取高度功利化的角色切換。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日本當前的外交路線，正在從“規則型國家”滑向“陣營型國家”。過去，日本擅長以規則、制度和經濟網絡塑造影響力，而現在，則越來越依賴軍事協定、供應鏈排他性和價值同盟敘事。這種轉變短期內或許能換取安全感，長期卻可能壓縮外交回旋空間，使日本在大國博弈中更難保持自主性。

從這一意義上看，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此次外訪，與其說是在“確認合作”，不如說是在不斷確認日本的站位。問題不在于日本是否有權選擇立場，而在于，當立場先于戰略、陣營先于判斷時，外交就容易淪為對他國焦慮的被動回應。印太地區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牽制”的組合拳，而是降低誤判風險的制度信任與溝通機制。遺憾的是，從這次外訪釋放的信息來看，日本顯然更相信對抗的確定性，而不是共處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