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到鬼：德古拉的隱喻

2025年夏天，法國導演呂克·貝松的新作《德古拉》在歐洲上映，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再度回到人們身邊——事實上，自這個形象從愛爾蘭作家布萊姆·斯托克筆下正式誕生以來，就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100多年里，不斷被影視、戲劇、游戲、動漫改編著。每一版本的德古拉又都隨時代觀念變化被注入新的內核：從科波拉導演的經典之作《驚情四百年》中慘白可怖臉龐下的癡怨情種，到動畫片《精靈旅社》中那位慈愛幽默的老父親，恐怖、情愛、復仇、責任、家園意識……德古拉被挖掘出越來越豐富的側面與闡釋空間，在驚聲尖叫和恨海情天的交織中成為人類幻想世界體系的重要坐標。

《精靈旅社》中的德古拉形象

很多人或許不知，“德古拉”并非憑空捏造的名字，而是來自于歷史上一位真實人物——15世紀歐洲公國瓦拉幾亞（主要為今羅馬尼亞南部地區）的大公弗拉德·德古利亞。在一些亦實亦虛的記載中，這位大公生性殘暴，習慣對敵人實施樁刑，也就是將人放在尖利的木樁上穿透身體，因此又被稱作“穿刺公弗拉德”。這種血腥的場景與后來的吸血鬼德古拉的確構成一種可以聯想的關系，但總的來說，從弗拉德到德古拉，并非如其他許多民間傳說人物一樣，是一個由下而上層累塑型的過程，而是直接從斯托克長篇小說《德古拉》中橫空出世，是一個文人的產物。在此之前，尚未有人將二者聯系起來。其間如何由此到彼，以及吸血鬼形象在現當代文化生活中呈現出的諸種意義，正是德國歷史學家海科·豪曼《德古拉：生平和傳說》一書所試圖闡釋和厘清的。

弗拉德·德古利亞本人經歷傳奇，他本是瓦拉幾亞老大公的次子，不幸出生在一個危機四伏的時代環境中：外部，彼時奧斯曼帝國正虎視眈眈向西擴張，瓦拉幾亞首當其沖成為“抗奧”前線，亦是整個基督教世界抵抗伊斯蘭教的前線；但在內部，基督教世界內部矛盾不斷，一盤散沙，難以建立統一戰線。瓦拉幾亞以匈牙利為宗主國，但一直想擺脫控制而獨立，兩國分別信仰東正教和天主教，齟齬不斷。內憂外患下，夾縫中的小國不得不成為棋子。弗拉德被要求送到奧斯曼帝國皇宮作質子，他青少年時期在奧斯曼蘇丹身邊成長，其后經歷一番波折，回到瓦拉幾亞奪取了政權。但由于特殊的經歷和身份，許多棘手的問題始終纏繞在這位新大公身上：他既要效忠匈牙利國王，又不得不對奧斯曼蘇丹表忠，始終處于不被國民與基督教世界信任的狀態中。為了鞏固統治，弗拉德對內采取鐵腕手段，建立強大的中央集權，對外則堅持主權，拒向奧斯曼貢賦。有則傳言說，蘇丹的使者來覲見弗拉德時，按本國習俗未取下頭巾，他便派人用釘子將頭巾釘在了對方頭上，這樣他們就再也不用“取下”了——這個故事里的弗拉德形象，與后來的吸血鬼德古拉有一絲血脈相通。隨著弗拉德在軍事上取得了對奧斯曼作戰的勝利，展現出“抗奧”的決心和能力，他愈發自命不凡，儼然是基督教世界抵抗異教徒的英雄。但不難想見，樹大招風，對他的猜忌和排擠也更為激烈。恰在此時，有人舉報弗拉德“通敵”，暗中乞求與奧斯曼結盟。其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但這無疑成為他政治生涯的轉折點，英雄瞬間淪為囚犯。被監禁12年后，他在一次對奧斯曼軍隊的戰斗中身亡。此后不久，瓦拉幾亞落入奧斯曼帝國之手，直到幾個世紀后羅馬尼亞王國成立。

《精靈旅社》中的德古拉形象

生前身后，在對弗拉德的臧否中，“殘忍”都是重要主題，出現在許多文字及繪畫作品中。大約就在被指控“謀逆”的同時，一本叫做《歷史：邪惡的德古拉》的小冊子流行開來，羅列了他各種駭人聽聞的酷刑。但考證這些作品的史料價值，需要考慮到其中的政治宣傳色彩。海科·豪曼合理推測，“邪惡畫像”里或許隱含著匈牙利王庭對他的打壓企圖，也與當時民眾沸騰的“反奧”情緒有關——在一些作品中，“背叛者”弗拉德的形象甚至直接是一副土耳其人裝扮。將其描述得愈可怖嗜血，無疑會更激起對“他者”的仇恨。但在其他國家的文獻中，對這位大公的認知又有另樣面貌，比如在被奧斯曼吞噬的拜占庭帝國史學家筆下，樁刑恰恰凸顯了弗拉德作戰勇猛和對敵人的震懾。這再一次提醒人們，歷史如何講述，取決于講述者的立場。

似乎是巧合，又似乎其來有自，現代意義上的吸血鬼傳說或信仰也是從弗拉德的故鄉東歐起源的。17、18世紀，東歐流傳幾樁著名的“怪奇物語”——據傳某死者重返人間、掘墓后發現其尸體未腐反而流出鮮血等，增添了這一傳說的可信度和可怖感。這一“鬼型”背后，蘊含著種種宗教與文化基因。雖然被科學與教會雙雙拒絕，但穿越生死兩界的吸血鬼傳說仍在民間具有巨大吸引力，漸漸溢出東歐范疇，在整個歐洲蔚為大觀，并進入卷帙浩繁的文學創作。有趣的是，我們發現許多著名詩人作家都曾寫過“吸血鬼類型文學”，如拜倫、果戈理、阿·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梅里美、戈蒂埃、波德萊爾等，他們從不同角度為這個民間傳說注入了文學性因子。但仔細究之，東歐作家常常在其中寄寓了某種國家民族主義的隱喻，而西歐作家更傾向賦予其浪漫化與現代性氣質，并從脖頸吸血這一行為中讀取到欲望。

無論是在民間傳說還是文學作品中，很長一段時間里，吸血鬼都不叫德古拉，而且很多時候是以女性形象出現的。遲至1897年，斯托克以歷史人物弗拉德為原型的小說《德古拉》問世，才令眾多吸血鬼題材獲得了一張最著名、最經典的面孔。問題是，為什么“選中”德古拉？從創作靈感上看，這里面有偶然的因素，正如豪曼考證的那樣，斯托克曾讀到一本講瓦拉幾亞和弗拉德大公的書，并結識了一位熟悉帝國歷史的匈牙利學者等；但深層原因或許更值得推敲。首先，《德古拉》及其后來各類衍生作品的背景都發生在特蘭西瓦尼亞（今羅馬尼亞中部、西北部），而非真實弗拉德的領地瓦拉幾亞，這也許是緣于西歐人對古代地理的陌生，但也暗含著一種對未知文化的傲慢與偏見，以對東歐的總體固有印象籠而統之。小說中，來自倫敦的房產律師喬納森被德古拉囚禁在特蘭西瓦尼亞的城堡中，而德古拉則乘上一艘俄國船只來到倫敦開始作惡，當然，最終還是被正義聯盟所打敗。作為東歐史專家，豪曼敏銳地洞察到這些地理名詞背后的文化意味：西歐人以自身為世界文明中心和尺度，長久以來視東歐為貧窮、愚昧、落后、陰沉之地，吸血鬼傳說正是其未“開化”的表現——盡管這種蒙昧會構成威脅，但經歷啟蒙運動洗禮的西歐必然能夠成功抵制。這一點，恰與弗拉德大公曾經對抗西進的“異端”文化形成了有趣的歷史互文，只是“前線”向西推移，守衛者成為攻擊者，歐洲內部的分化亦進一步昭然若揭。特蘭西瓦尼亞的古堡，成為聳立在“文明世界”側翼的不安隱喻。

法國導演呂克·貝松新作《德古拉》的電影海報

因為吸血鬼形象能衍生出貪婪、活死人、敲骨吸髓的象征意義，歷史上，這個不甚光彩的名號曾冠用在不同種族、群體頭上，如猶太人（被認為從宗教和現實經濟上“吸血”）、俄羅斯帝國與沙皇、納粹、資本主義等，我們可從中追索到一幅現代人尤其歐洲人的“恐懼心理圖譜”。時至今日，這個比喻仍然活躍在我們的話語系統中，其所指的范圍被不斷拓展，譬如原生家庭的無底洞索取，又如社交網絡上討論的“正面能量吸食者”等等。可以說，吸血鬼已構成一個具有強大生長性的元概念。

我們今天當然早已不再談吸血鬼而色變，甚至將其作為一種時尚的亞文化符號，但梳理從人——弗拉德大公到鬼——德古拉的歷程，我們看到時代社會心理會如何深深烙印在人們的文化與想象當中，形成一種共享的集體記憶。正如弗拉德本人并不知道他死后會成為一個神話在人類文化中永生，我們也仍未知曉，當下所處的這個時代會以何種隱喻意象被后世的人們所書寫。

《德古拉：生平和傳說》，[德]海科·豪曼 著，包漢毅 譯，北京出版社202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