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甩鍋，首次回應“斬殺線”！經濟痛楚已推向國際政策討論的前臺

美國財長耶倫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對“斬殺線”問題的首次公開回應，無疑將一個長期在美國社會暗流涌動的經濟痛楚，正式推向了國際政策討論的前臺。

所謂“斬殺線”，并非一個嚴格的學術術語，而是對美國社會中下層家庭財務狀況一種生動而殘酷的比喻。它形象地描繪了這樣一個臨界點，即一個家庭在支付了住房、食品、能源、醫療、育兒、債務利息等剛性支出后，其可支配收入趨近于零，乃至為負。

這條線仿佛一道“經濟斷頭臺”，線之上的家庭雖緊繃卻尚可維系基本運轉，一旦因意外支出（如一次汽車維修、一筆醫療賬單）或持續通脹的侵蝕而跌落線之下，則意味著財務崩潰的開始，可能引發連鎖性的債務違約、信用破產乃至失去住所。

這一概念近年在美國媒體和民間討論中流行開來，精準地捕捉了眾多家庭“瀕臨財務懸崖”的普遍焦慮，成為衡量經濟政策是否真正惠及普通民眾的一把尖刀。

美國當前面臨的，正是“斬殺線”壓力空前加劇的困境。這一困境是多重結構性危機疊加的結果。第一，持續的高通脹雖近期有所緩和，但其累積效應已嚴重侵蝕了民眾，特別是中低收入家庭的購買力。盡管官方統計顯示工資在上漲，但漲幅長期落后于生活成本的實際漲幅，導致實際收入縮水。耶倫財長提及的食品、租房等價格上漲35%-37%，恰恰是“斬殺線”上移的直接推手。

第二，美國的醫療、教育、育兒成本高昂，且社會保障網絡存在巨大漏洞，使得普通家庭抗風險能力極弱。一次中等程度的健康危機就足以讓一個中產家庭跌入“斬殺線”之下。

第三，財富與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劇，經濟增長的成果愈發集中于頂端人群，中產階級萎縮，底層民眾向上流動的通道變窄，社會結構呈現“沙漏型”惡化。

第四，兩黨政治極化導致任何旨在系統性加固社會安全網、進行財富再分配的重大改革都舉步維艱，政策往往停留在修修補補或短期刺激，無法觸及深層次矛盾。

因此，“斬殺線”困境的本質，是美國資本主義模式下社會再生產成本私人化與風險社會化之間矛盾的尖銳爆發，是“美國夢”敘事與嚴峻經濟現實之間裂痕不斷擴大的集中體現。

面對如此嚴峻的質疑，耶倫財長及拜登政府將問題歸咎于上屆政府，這一“甩鍋”行為，其政治目的遠大于經濟解釋的誠意。

首要目的是轉移批評焦點，為當前執政團隊的經濟政策成效不彰尋找“替罪羊”。通過將民眾的財務痛苦與特朗普時期的政策（如大規模減稅、應對疫情的方式等）進行因果關聯，旨在塑造一個“我們在清理前任爛攤子”的敘事，以爭取民眾的耐心和政治上的諒解。

其次，這是一種黨派斗爭的策略。在美國高度極化的政治環境中，否定對手政績、強化黨派標簽是鞏固基本盤、爭取中間選民的標準操作。將“斬殺線”問題政治化，有助于動員民主黨支持者，并將經濟困境定義為“前共和黨政府遺毒”與“當前民主黨政府修復努力”之間的斗爭。更深層次看，這種歸咎也是為了規避對當前政策自身局限性的審視。

例如，耶倫提及的、被指主要利好中高收入人群的《大而美法案》退稅額增加，正說明了現行解決方案的局限性與不公。通過將責任推向過去，現政府得以暫時回避諸如如何有效抑制大企業定價權、如何改革畸形的醫療體系、如何對富豪和大公司增稅以實現更公平分配等更具挑戰性但也更根本的改革議題。

正確看待美國的“斬殺線”現象，需要我們超越其國內政治話語的喧囂，進行冷靜、辯證的分析。第一，必須認識到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危機與社會矛盾在特定歷史階段（后疫情時代、全球產業鏈調整、貨幣政策劇烈轉向）下的深刻顯現。

它揭示了以金融資本為主導、推崇消費主義的美國經濟模式，在實現廣泛的社會共享與可持續性方面存在難以克服的內在缺陷。

第二，這反映了美國國家治理能力的某種退化。政治極化使得社會難以就解決重大民生問題形成共識和有效行動，政策短期化、碎片化、功利化傾向嚴重，導致“斬殺線”這類系統性風險不斷累積卻得不到根治。

第三，這一現象是全球范圍內發達經濟體普遍面臨的中產階級困境、民生成本危機的一個突出案例，具有警示意義。它說明，缺乏普惠性和安全感的增長，最終會侵蝕社會穩定的根基，削弱國家的凝聚力。

然而，在批判性審視的同時，也應避免簡單化的“崩潰論”。美國經濟與社會依然保有相當的韌性、創新能力和制度調適空間。兩黨圍繞“斬殺線”問題的爭論與政策博弈本身，也是其社會壓力釋放和尋求出路的途徑之一，盡管這一過程可能漫長而低效。

對于我們而言，美國的“斬殺線”困境是一面重要的鏡子。它警示我們，必須始終將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共同富裕放在發展的核心位置，必須構建和完善覆蓋全民、貫穿全生命周期的社會保障體系，必須堅決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推高社會再生產成本，必須通過持續的制度創新和有效的治理來緩解社會焦慮、暢通上升渠道、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歸根結底，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是人的福祉，任何忽略這一點的模式，無論其短期指標如何光鮮，都可能孕育著深刻的社會危機。美國的“斬殺線”之困，正是這一道理的最新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