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瑞聰：從眾議院選舉看中日關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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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段瑞聰（慶應義塾大學教授）

1月19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記者會上宣布解散眾議院，啟動提前總選舉。這場選舉不僅關乎自民黨政權基礎的穩固，也集中折射出日本在安全保障觀與對外政策上的根本抉擇。國內方面，物價上漲、社會保障壓力與防衛費持續上升相互疊加；國際層面，“臺灣有事”、集體自衛權行使以及防衛能力強化等議題，成為選民無法回避的現實考量。

近年來，日本政府強調“以力量實現和平”，意在通過威懾防止沖突。然而，這一安全觀若難以與中方形成基本認知共享，客觀上可能加劇相互不信，使對立結構進一步尖銳化。此次眾議院選舉，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成為觀察日本安全保障觀走向及中日關系前景的重要窗口。

首相官邸記者會視頻截圖。

高市突然宣布解散眾議院被普遍視為一場“政治豪賭”。她選擇在經濟壓力與防衛開支爭議尚未消化之際進入選戰，有意將選舉塑造成圍繞個人領導力與安全戰略路線的“準全民公投”。若勝選，可進一步強化首相主導體制；若失利，則可能削弱執政聯盟并引發黨內反彈。更重要的是，此次解散事先并未與自民黨高層溝通，未充分遵循黨內共識程序，顯示出高度個人化的政治決斷，也同步放大了政治風險。

從政黨格局看，自民黨整體支持率仍居領先，但低于高市內閣個人支持率，反映出選民中“支持首相、未必完全支持自民黨”的分化心理。日本維新會在行政效率與體制改革議題上與自民黨存在交集，但在選區與政策定位上保持距離，兩黨在60多個選區直接競爭，呈現出有限協作下的策略性競爭關系。

在野陣營方面，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聯合成立“中道改革聯合”，試圖跳出意識形態對抗，將政治競爭軸心轉向治理能力、社會分配與民生議題。新黨提出以“生活者優先”為核心，強調減輕生活負擔、推進社會保障改革、擴大教育與多元共生投資，并在外交與安全政策上采取現實主義立場：堅持專守防衛與日美同盟框架，同時承認在“存立危機事態”下行使自衛權的合憲性，并嘗試在對華政策上兼顧安全關切與戰略互惠。

這一立場意味著立憲民主黨在安全保障議題上做出實質性讓步。其能否在黨內及支持者中形成穩定共識，仍有待觀察。民調顯示，“中道改革聯合”短期內難以對高市政權構成有效制衡，但其存在為未來日本政治重組提供了一個制度與理念相對成熟的中道選項。

安全保障議題將是本次選舉的核心。高市在2025年11月國會答辯中明確指出，若中國對臺灣動用武力，可能構成日本的“存立危機事態”。這一表態突破了歷屆政府對臺問題的戰略模糊，將“臺灣有事”與集體自衛權直接掛鉤。中方隨即提出交涉，并發布赴日旅行與留學風險提醒，中日關系明顯降溫。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外部摩擦加劇，日本國內對現行安全保障路線的支持度并未明顯下滑。多項調查顯示，贊成在“臺灣有事”情境下介入或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比例高于外界預期，反映出日本社會對安全政策的容忍度正在上升。然而，集體自衛權并非抽象的威懾工具，而意味著與中國發生武裝沖突的現實可能性。由此帶來的人員傷亡、經濟沖擊、外交后果及社會動蕩，是否已被日本民眾充分理解，仍存疑問。

與此同時，日本防衛政策在規模與能力兩方面同步擴張，預算已增至約9萬億日元，逐步具備國際意義上的“軍事大國”能力。盡管日本政府強調這一轉向僅用于防衛與威懾，但在國際政治中，力量評估更取決于能力本身。從中國及周邊國家視角看，日本更易被理解為與日美同盟高度一體化、防衛能力迅速增強的軍事國家，而非憲法第九條所象征的和平主義國家。這一認知落差，正持續侵蝕中日互信基礎。

從歷史結構看，這種變化在邏輯上與戰前日本以“生命線”“自存自衛”為名推進軍備擴張的路徑存在某種相似性。當然，今日日本在文民統制、政治制度、同盟約束與社會厭戰意識等方面，與戰前不可同日而語。但關鍵問題在于：日本是否正接近一個難以回頭的戰略入口？威懾目標何時被視為“達成”？自衛能力的加強是否存在清晰終點？這些問題仍缺乏明確答案。

更現實的是，在物價持續上漲、生活成本攀升的背景下，防衛開支增加不可避免地擠壓民生空間。本次選舉，正是在安全保障需求與生活穩定之間展開的權衡。選民的選擇，既反映對外部安全環境的判斷，也體現日本社會對“安全”與“生活”何者更為緊迫的價值排序。

總體而言，這場眾議院選舉不僅是一場政權選擇，更是一面映照日本社會安全保障觀走向的鏡子。它凸顯出日本社會在和平傾向與威懾邏輯之間的根本抉擇。中日關系的未來，不僅取決于外交層面的互動，更取決于日本社會是否能夠以史為鑒、直面現實，并承擔自身選擇所帶來的長期后果。此次選舉結果，將直接影響日本對華政策及地區戰略格局，其后續發展值得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