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阿拉伯人權組織英國分會通過英國律師事務所向英國外交、聯邦和發展事務部提交正式申請,要求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實施針對性金融及履行制裁。
該申請指控內塔尼亞胡的言論與政策煽動了對加沙地帶及被占領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和種族滅絕行為。
此舉引發國際社會對相關法律責任、英國外交政策立場及巴以沖突中人權狀況的進一步關注。
此次制裁申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基于一系列事件與調查所提出的法律與道義訴求。
申請書中重點指出,內塔尼亞胡曾公開拒絕巴勒斯坦建國方案,并援引了極具爭議的宗教歷史框架。
具體而言,其引用《圣經》中關于毀滅“阿瑪力克人”的記載,被指控為將巴勒斯坦人進行非人化類比。
在猶太教傳統中,“阿瑪力克”常被象征為必須鏟除的絕對邪惡。
批評者認為,此類言論并非單純的宗教引用,而是在當前武裝沖突的背景下,為針對巴勒斯坦平民的軍事行動提供了某種意識形態辯護,可能助長極端暴力情緒,并涉嫌煽動種族仇恨。
2023年,聯合國相關機構進行的調查為該申請提供了重要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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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調查報告明確指出,內塔尼亞胡及以色列高層領導人的公開言論,在戰爭背景下構成了對加沙地帶實施種族滅絕的煽動行為。
報告進一步認定,作為國家最高行政長官,內塔尼亞胡應對以色列在加沙軍事行動的合法性承擔責任,并建議國際社會考慮對其進行制裁。
此外,報告還譴責了其在推動并擴大被占領西岸非法猶太人定居點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這一政策長期受到包括英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多數成員的反對與批評。
阿拉伯人權組織英國分會主席賈米爾在闡述申請理由時,援引了英國政府于去年對以色列財政部長貝扎萊爾·斯莫特里奇及國家安全部長本-格維爾實施的制裁。
英國政府當時認定此二人“積極推動嚴重侵犯巴勒斯坦人權利的行為”。
賈米爾進而提出邏輯性質疑:既然部長因執行政策受罰,那么作為政策最終授權者、支持者與總指導者的總理,更應承擔首要責任。
他認為,有效的問責機制不應在最高決策層面前止步,否則將削弱制裁的公正性與威懾力。
面對此次申請,英國政府的反應需置于其整體外交政策與國際司法進展的框架下審視。
自2023年10月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以來,英國政府在公開立場上總體表現出對以色列的支持,強調其享有自衛權。
同時,英國雖在法律上承認巴勒斯坦國,但在沖突定性上極為謹慎。
迄今為止,英國官方未將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及造成的大量平民傷亡正式定性為“種族滅絕”。
這種立場反映了其在同盟關系、地緣政治與國際法原則之間尋求平衡的復雜考量。因此,此次制裁申請能否獲得英國政府積極回應,面臨較大的政治不確定性。
針對以色列及其領導人的法律追責程序正在其他國際平臺推進:
ICC首席檢察官對內塔尼亞胡及時任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發出逮捕令,指控二人在至少2023年10月8日至2024年5月20日期間,對加沙地帶發生的反人類罪與戰爭罪負有刑事責任。
由南非主導提起的訴訟正在審理中,指控以色列在加沙違反《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
ICJ已發布臨時措施命令,要求以色列防止種族滅絕行為發生,并確保人道主義援助暢通。
這些并行的司法進程,與阿拉伯人權組織在英國國內發起的制裁申請相互交織,共同構成了對以色列行動進行國際問責的多層面壓力。
制裁申請的背景是嚴峻的人道主義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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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加沙衛生部門統計,自2023年10月沖突升級以來,已有超過7.1萬人喪生,逾17.1萬人受傷,基礎設施遭到毀滅性破壞,平民生存陷入極度危機。
此次阿拉伯人權組織在英國發起制裁申請,其意義超越了單一外交行動。
它首先是一次將國際調查結果(如聯合國報告)轉化為具體國家層面法律行動的努力。
它測試了英國等西方盟國在“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原則與其具體外交利益發生潛在沖突時的實際抉擇。
最后,它通過要求“問責一致性”,挑戰了國際政治中時常存在的“只罰執行者,不究決策者”的現象。
無論英國政府最終是否采納該申請,這一行動本身已成功地將內塔尼亞胡個人的法律責任問題、英國制裁政策的連貫性邏輯以及巴以沖突中嚴峻的人權狀況再次置于國際輿論的焦點之下。
它反映了國際民間社會試圖利用國家法律工具和國際法機制,對持續沖突中的決策者施加約束、追求問責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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