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北約和聯合國才是我們的威脅

文︱陸棄

1月下旬，特朗普在“真實社交”平臺上轉發的一則帖子，并未像往常那樣圍繞關稅、移民或選舉，而是將矛頭指向聯合國和北約。這條被轉發的文字直言不諱：真正的威脅并非俄羅斯或中國，而是這些“存在于內部”的國際機制。表面上看，這只是特朗普一貫的激烈言辭，在信息洪流中并不顯得格外突兀；但若將其放入更長的時間軸中，這一表態卻像一次不經意的自白，暴露出美國對自身所主導國際秩序的根本性懷疑。

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對外戰略的一個核心假設，是將自身安全與一整套制度性安排捆綁在一起。聯合國提供合法性框架，北約承擔集體防務，美國居于中心，既是規則制定者，也是最終仲裁者。冷戰時期，這一體系被用來對抗蘇聯；冷戰結束后，它又被賦予“普遍價值”的使命，擴展至更廣闊的地緣空間。然而，特朗普的表態卻在暗示，這套體系已經不再被視為美國力量的延伸，而正在演變為對美國主權和政策自主性的約束。

過去十多年，美國國內對“全球化紅利”的分配問題積怨已深。制造業外移、產業空心化、財政負擔上升，使相當一部分選民將不滿投射到“國際組織”和“盟友義務”之上。在這種敘事中，聯合國象征著無休止的多邊承諾，北約則被描繪成一項成本高昂、回報不對等的安全保險。特朗普只是將這種情緒以最直接、最不加修飾的方式說了出來。

但情緒背后，還有更深層的結構性變化。美國相對實力的下降，使其難以像過去那樣輕松承擔制度性領導的成本。當優勢不再壓倒性，規則便不再只是工具，而可能成為掣肘。在這一背景下，多邊機制從“放大器”變成了“約束器”，盟友關系從資產轉化為負債。特朗普對北約“搭便車”的反復指責，本質上正是這種認知轉向的體現。

值得注意的是，將聯合國和北約視為威脅，并不意味著美國會立即退出這些機制，而更像是一種談判策略和意識形態宣示。通過否定制度本身的正當性，美國為重新定義責任分配、削減義務、強化單邊行動空間鋪墊輿論基礎。這種做法在短期內或許能提升政策靈活性，卻在長期侵蝕制度的可信度。一旦制度被頻繁工具化，其穩定預期便難以維系。

對歐洲而言，美國對北約價值的懷疑迫使其重新思考戰略自主的問題；對聯合國而言，最重要的成員國之一公開質疑其存在意義，削弱的不只是權威，更是協調沖突的最低共識。而對其他大國來說，美國這種態度既是風險，也是窗口——風險在于規則的不確定性上升，窗口在于制度真空可能被重新塑形。

更復雜的是，美國國內政治的周期性，使這種秩序觀的搖擺難以通過一次選舉徹底糾正。即便未來的政府在言辭上回歸多邊主義，特朗普所揭示的結構性矛盾仍然存在：當國內政治回報無法覆蓋國際領導成本，制度性承諾就會反復遭遇質疑。這并非某一位總統的個人風格問題，而是美國角色定位正在經歷的調整陣痛。

從這個意義上看，特朗普轉發的那則帖子，并不是對外部世界的宣戰，而是對美國自身身份的一次拷問。聯合國和北約之所以被視為“內部威脅”，恰恰因為它們曾經是美國權力結構的一部分。當這一結構開始松動，最先被懷疑的，往往不是對手，而是曾經的工具。

國際秩序從來不是靜止的，它依賴于持續的政治意愿和資源投入。當支撐秩序的國家開始質疑秩序本身，世界并不會立刻崩塌，卻會進入一個更不穩定、更難預測的過渡期。特朗普的言論，或許只是這一過渡期中最直白的注腳之一。真正的問題在于，美國是否已經準備好，接受從“制度締造者”向“制度使用者”轉變的現實；而世界，又是否有能力在這種轉變中，避免滑向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