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圍與重構——中國當代藝術現代性追尋的四十年》學術文獻部分榮幸邀請到十一位專家學者:彭德、高名潞、王璜生、王瑞蕓、凱倫?史密斯、黃篤、劉鼎、盧迎華、魯明軍、徐薇、王鵬杰(以年齡順序排列)。從權威長者到青年一代,這十一位學者的構成極具多元性與代表性:既涵蓋國內與國際視角,亦包含官方與獨立立場,兼顧學院與機構背景的同時,更融合了學術梳理與實踐觀察的雙重維度。
作為中國當代藝術發展歷程的親歷者與深度觀察者,他們將圍繞“突圍與重構”這一主題,從現代性追尋、本土理論體系重塑、突破二元對立、方法論與語言重構,以及實驗、反叛與革新精神的持續生長等維度,系統剖析并深入探討中國當代藝術四十年來的探索軌跡與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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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篤
Huang Du
策展人,評論家。北京今日美術館學術總監。1988 年完成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學業,2004年獲該校美術學博士學位,為其跨界實踐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礎。自1995年以尹秀珍裝置藝術展《廢都》開啟策展生涯以來,他相繼策劃了包括1998年 " 空間與視覺——北京都市生活嬗變之印象 "、2000年 " 后物質 "、2002年第二屆漢城國際新媒體藝術雙年展在內的重要展覽,更在2003至2004年間連續擔綱威尼斯雙年展與圣保羅雙年展中國館策展人,逐步建立起橫跨東西方的藝術話語體系。
編者按
Editor's Comment
2016年,黃篤作為策展人為第三屆今日文獻展撰寫了《另一種選擇——全球當代藝術新地帶》一文,以“金磚國家”為切入點提出“中間地帶”理論,并由此展開了對西方中心主義藝術史觀的解構。文章恰如一面棱鏡,折射出中國當代藝術在全球化裂變中的三重坐標:
首先,在文明沖突論沉渣泛起的今天,差異并非對抗的源頭,而是多元現代性的土壤——中國藝術的“突圍”需超越“東 / 西”二元對立,在“全球南方”的共情中拓展話語疆域;其次,“混合生長”已從文化策略升維為生存智慧。當算法、基因編輯等技術重塑人類經驗時,當持續啟發AI時代媒介融合與文化認同的新實驗,技術媒介轉化為文明記憶的轉譯器;最后是“文化主體性”命題的終極回響——突圍的根本在于重建“格”(人格與藝術品格)的精神標高,重構的本質是以心為筆,在時代喧囂中書寫普世的詩意。
近十年后再讀此文,其價值不僅在于預見了“金磚”的崛起與“全球南方”敘事的形成,更在于揭示了所有非西方藝術的宿命與使命:在混雜中淬煉自身,以地方性抵達普遍性,最終讓“另一種選擇”成為人類精神的共同選擇。這或許正是“85 新潮”四十年后,中國當代藝術最迫切的“重構”。因此,我們將原文精簡后呈現其精華,以饗讀者。
另一種選擇
全球當代藝術新地帶
An Alternative: New Territories in Global Contemporary Art
文/黃篤
第三屆今日文獻展主題選擇以幾種語言并置方式:法、英文“BRIC-à-brac: The Jumble of Growth”和中文“另一種選擇”,聚焦和探討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蓬勃發展所帶來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變革以及參與其中的藝術面對復雜而嚴峻的社會發展和變革如何做出反應、介入、參與和表現的議題——經濟政治版圖的碰撞會加劇新文化的產生。不同于西方跨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知識生產方式,新興市場經濟體從自身國情出發,建構了不同的國家現代性和文化發現。而變革的文化土壤則為藝術帶來了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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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策展人黃篤、策展人赫拉爾多·莫斯克拉教授(Professor Gerardo Mosquera)、邵亦楊教授、喬納森·哈里斯教授(Professor Jonathan Harris)
作為聯合策展人,我與莫斯克拉秉持相近或一致的國際視野及藝術觀,挖掘和發現在社會變革中產生的某種尚未被感知的潛在的藝術力量。此次展覽所選擇的藝術家們以其個人獨特直覺和洞察力把人類自身生存的境遇或隱喻或詩意地表現出來。兩位策展人彼此坦誠交換了各自的理解和看法,并建構了這個展覽的整體性。
眾所周知,“金磚四國”是由美國高盛集團前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于2001年首次提出的,該概念的縮寫 BRIC 由巴西(Brazil)、俄羅斯(Russia)、印度(India)及中國(China)的首字母組成。2010年南非(South Africa)加入“金磚”之列后,其英文單詞變為“BRICS”,并改稱為“金磚國家”。
在這次展覽主題中,如果說法文 / 英文的題目“BRIC-à-brac: The Jumble of Growth”中的英文 The Jumble of Growth 意為“混合的生長”,那么法語俚語“BRIC-à-brac”的字面內涵泛指混雜、差別,或是處在某種潛在混亂中,不均勻的組合,意指一種混沌狀態的詞匯。而中文“另一種選擇”實質上是對法文“BRIC-à-brac”的描述狀態所表明的立場,既彰顯新興國家的文化抉擇,又表明其自主性和主體性。然而,“à-brac”指涉的是發展中國家在復雜的經濟轉變中所表現出“充滿活力”的社會文化表征。總而言之,“BRIC-à-brac”泛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沖擊下的社會轉型以及由于其文化背景和現代化進程的差異,致使其與他者的碰撞和混合中產生不同文化的矛盾和差異。
這種基于全球政治經濟的文化整合,產生了相互滲透與抵抗的并存現象,構成了全球化與地方化共生的文化景觀。全球化與地方化在碰撞和交融中正在發生新的生成和裂變,不斷使政治和經濟版圖重新組合,從而加劇了新的文化地帶的形成和崛起。過去,全球化往往被認為是西方主導的概念,具體說是以歐美經濟擴張所帶來的文化影響為主。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以“金磚國家”主導的新興國家的崛起,它們在接受全球資本主義影響的同時,也使自身從中獲益,并取得進一步發展。所以,我們如何理解這一過程所產生的新的文化地帶——在以發達資本主義所代表的西方(歐美國家)聯盟與處在落后貧窮邊緣區域的國家之間所形成的一股新崛起的力量,其復雜而多樣的經濟政治圖景具有另類現代性的特征,值得通過具體的藝術實踐給以關注和分析。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經濟力量的壯大改變了全球政治秩序(權力分配),也改變了文化版圖;同時,美國的次貸危機和歐洲的金融危機導致的持續衰退使得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上的決斷力和影響力大大減弱。這種變化顛覆了以往我們思維中遺留的那種冷戰時期東西方關系和南北關系的概念。然而,這種權利斗爭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經濟摩擦愈演愈烈,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的摩擦體現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矛盾的加劇。矛盾不僅僅體現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而且還體現在這些發展中國家自身沿襲的固有的歷史、宗教沖突以及不斷產生的社會矛盾。
這種不穩定的狀態已經擴散到了全球的文化層面。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在經歷社會急劇變化和發展中產生了不斷的混合和重塑——傳統文化、現代文化、前現代、后現代、高度城市化、落后鄉村、高科技更迭、貧富分化加劇,殖民歷史、后殖民歷史、極權主義、民主社會等等。正如德國社會學家卡爾·奧托·洪德里希(Kar Otto Hondrich) 在 其《 正 在 組 織 起 來 的 力 量 》(The Organizing Power)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在亞洲,人們為世界勞動;在阿拉伯,人們為世界祈禱;在非洲,人們為世界受苦;在美國,人們為世界武裝自己;在歐洲,人們則為世界商討大計。”1
因此,與歐美發達國家所代表的超級現代性、跨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知識生產不同,“金磚國家”從自身國情出發建構了全球多樣現代性,各自不相同的另類現代性,重視思考和伸張自主性的文化價值觀。由于這一地帶(國家)在復雜變化的全球關系中并不是孤立的,也就必然帶來了一種刺激的競爭性,并加快了邁向國家現代化的步伐,進而重塑和建構了該地帶對自身文化的主體性的發現、感知和自信。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有許多歐美超級畫廊(佩斯香港、白立方、高古軒)轉向亞洲而入駐香港;也有大量高品質的藝博會進駐亞洲以及新的雙年展的崛起(巴塞爾香港、藝術登陸新加坡、印度科欽雙年展、新加坡雙年展和銀川雙年展等)。但是,我們要兩面性地去看待這種現象。它們的確給亞洲帶來了高質量的藝術作品和全球性的眼光;同時它們也帶有一種支配性的話語,是按照西方發達國家的藝術邏輯來審視發展中國家的藝術。
當然,在全球化與地方化相交匯的背景下文化和藝術呈現出同質化的現象,但這并非是單一的過程,而是其中夾雜著自我與他者的混雜性(一般是指后殖民與第一世界之間的混雜性),所產生的是一種既不是他者,也不是自身的異質藝術。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從來不是把所有差異納入到二元對立的秩序之中,發展中國家決不局限于它被給予或指定的空間,它常常是在協商過程中逐漸滲透到發達國家腹地,并聯合了少數發達國家內部的精英和激進知識分子的聲音。縱觀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當代藝術,我們會發現既包含國際性的語言又存在著差異性。那么這種差異性與藝術家所處的社會和文化背景、個體身份、歷史因素以及語境密不可分。顯然,這其中也彰顯了一種藝術自治的特征,藝術家遵循了自身的文化或藝術邏輯,表現出自身語言的邏輯性和完整性的特點。這種現象在不同區域的文化中表現出不同的發展路徑,如拉美當代藝術總是蘊涵著一種詭異而神秘的東西,如同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一樣的敘事傳統;而印度的藝術往往表現出世俗日常的圖像,卻釋放出一種帶有宗教感的氣息;俄羅斯的當代藝術延續了本國的文學傳統,經常隱含著政治批判和政治諷刺的內涵;南非的當代藝術則是更多地聚焦于種族、身份認同、后殖民時期在地理和心理上的錯位和文化反思;在中國進入千禧年,加入全球化進程之后,當代藝術在內容、形式、媒介等方面從宏大敘事向個體化轉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復雜的多樣性——具體體現在藝術家主體意識的增強。
雖然后現代主義在西方是支配性的文化邏輯和話語,西方跨國資本以后現代的意識形態和生產方式日益滲透到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國家乃至第三世界或南方國家,但后現代主義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尚未變成主要的生產方式。那么,是否我們可以說那些國家的文化更接近現代性,或者更迫切地需要現代性?是否世界只允許一種現代性?通過與西方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接觸和對抗的催化,第三世界國家能否獲得非西方形式的現代性?現代性和后現代性主要指經濟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社會生活經驗和文化表現方式。當進入“后工業社會”的發達國家仍依靠發展中國家并且以低于國內成品價輸入成品時,“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就彰顯了一種非同尋常的含義。在如此情形下,“后現代性”就不僅僅只是一個用來描述“后現代”社會(即發達國家)諸多復雜問題的概念。當“后現代”和“后工業”成為主導模式時,“現代化”和“工業化”的意義超出了經濟、社會和文化范疇。正如安東尼·阿皮亞(Anthony Appiah)指出的那樣,如今的“發展中”國家,像許多非洲國家,在顯而易見的現代性表征下蘊涵著關于后現代藝術、后現代知識以及后現代經驗的自身屬性。2
生活在第一世界國家中致力于研究后現代性和后現代主義問題的知識分子,應該謙虛地學會閱讀、觀察和傾聽來自第二世界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不同聲音,應深諳存在差異的“后現代主義”和“后現代性”,需清醒意識到在現代主義、工業主義的秩序中存在著一種新型的后現代主義、后工業主義的等級結構,應該在尊重“他者”的同時接受存在的另類文化的現代性。
因此,本次展覽以“金磚國家”為出發點,探討了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體中第一次發揮了改變作用,其影響力在本土與全球同步進行。在這一過程中,藝術以其獨特的方式隱喻或折射出這種經濟的活力。那么,藝術將如何反觀與體現出社會的巨變,這些變化在文化與個體生命的敘述中如何表現和發展,將是這個展覽關注和探究的核心議題。
雖然“金磚國家”是一個經濟概念,但是本次展覽凸顯的是以“金磚國家”主導的新興國家的藝術發展方向——識勢、順勢、應時。由于“金磚國家”分散于幾大洲,它們呈現出各自的地緣文化特征,并在當代藝術領域中呈現出各自復雜多元化的生長路徑,從而為全球多元主義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一種代表新興國家的文化力量。簡言之,這種特殊的文化地理分布狀況引領著新興國家的發展,表現出一種另類的現代性表征,或者像阿帕都萊所說的“消散的現代性”(Modernity at Large)之特征——藝術基于不同社會條件和文化語境而迸發出混合活力和建構的自身維度。
本次展覽將由四個方向展開:混合生長(The Jumble of Growth)、癲狂的空間(Chaotic Space)、話語現場(Discourse Practice)、個體敘事與微觀生命(Individual Narrative and Microscopic Bodies)。
一、“混合生長”指涉的是藝術生長土壤的革新與互生關系。藝術家的創作大多受地域文化、宗教信仰和習俗的影響,變革的文化土壤帶來的復合語義為藝術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內容與意義。與此同時,日益全球化的社會景觀加劇了各國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其文化相互作用及彼此影響,新的跨文化的藝術元素與意識形態要求我們以全球化的視角去思辨這種相互依存共生的藝術。這種文化特征反映在像肯德爾·戈爾斯(Kendell Geers)、弗朗切斯科·克萊門特(FrancescoClemente)和高偉剛等藝術家的作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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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德爾·戈爾斯
全世界受苦的人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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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偉剛
消化
2014
二、“癲狂的空間”再現了在如今復雜多元的社會變化中多維度空間(都市空間、公共空間、日常空間、虛擬空間等)的問題與狀態。正如福柯(Foucault) 在《關于其他空間》(Of Other Space) 中所說,“毫無疑問,我們這個時代的焦慮基本上與空間相關,而與時間無甚關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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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震君
通天國-打瞌睡
2010
當這樣的空間于藝術家的主觀性相遇時,會激發出藝術家的不同判斷和想象,及其分析與表現。在這種看似混亂的空間中,恰恰展示出了藝術家理性的視覺隱喻。而這種癲狂的生長氛圍正是飛速全球化與復雜現代性帶給我們或多或少關于對生存際遇的思考。參展藝術家杜震君、翁奮、馬爾庫斯·拉米雷茲·艾爾(Marcos Ramirez Erre) 和曾家偉等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方法表達了對多維空間中存在的復雜議題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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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家偉
新地標系列
2014
三、“話語現場”指向的是現實問題的藝術實踐。無論是再現的方法還是觀念的方法,藝術家以其敏銳的直覺和想象力將實驗、介入、解讀與批判貫徹其作品中,使其作品體現出各自的立場、觀點、態度。他們以這樣的藝術行動不僅釋放出積極而個性化的回應,而且彰顯了文化的自覺性和主體性。像倪海峰、費爾南多·卡斯蒂略(Fernando Castillo)、王國鋒、托馬斯·赫賽豪恩(ThomasHirschhorn)和胡慶雁等藝術家的作品都體現了觀念介入或干預現場或語境或現實的主觀分析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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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爾南多·卡斯蒂略
兵馬俑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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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慶雁
十件雕塑
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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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海峰
HS 9703.00 與 HS 9701.10.00
2015
四、個人敘事與微觀生命表現的是個體在宏觀社會與微觀身體中的生命意識與狀態,即把生命本能、生存情感及其境遇作為個人敘事的砝碼。然而,身體作為載體與藝術敘事的母題,涉及到身體作為符號蘊含著人的復雜狀態及其文化邊界的議題。在后現代語境中,身體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被視為一種連接社會關系的紐帶。一般意義上,身體蘊含這樣幾個層面的內涵:1. 自然的身體 2. 社會的身體 3. 科學的身體。除了這樣幾個層次內涵,還存在一個藝術的身體。身體被(藝術家)看作是一種藝術表現的媒介,具有對以上層面的僭越,超越了身體的界定、局限和規定。正是基于這一獨特視野,藝術家將身體作為敘述的媒介,挖掘和表現了身體的潛能與無限。正如威姆·德沃伊(Wim Delvoye)、維爾弗雷多·普列托(Wilfredo Prieto)、曹雨和宋兮等藝術家的作品表現了身體和微觀生活的生命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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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姆·德沃伊
消化系統5號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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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兮
光之身體
2015
第三屆今日文獻展的主題明確提出了具有鮮明針對性的文化命題。展覽以隱喻而哲理的視覺圖像來解讀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崛起以及全球化和資本主義日益加劇的危機——矛盾、沖突、共存及競爭關系。該展旨在從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角度出發審視這一當代藝術的新地帶,即它應被看作是交織著不同文化發生碰撞和融會的“接觸地帶”(contact zones),不管這些“碰撞”有多么激烈和不平等,但這些復雜的、交叉的“接觸地帶”作為各種藝術發生互為指涉的場所,其中涉及的權力意志以及對發生的多種文化的碰撞和沖突都會盡現原形。這樣的“接觸地帶”不僅為闡釋多元文化提供了機會,而且還可引發對諸多問題的思考和討論。
無論如何,這一地帶的藝術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力圖構建差異文化的相遇,在發現他者的同時實現發現自我,即通過對話和分享最終呈現新的藝術景觀。每個區域在吸收和融合其他文化的同時又極力表現出抵制和抗爭的自覺意識,以力保其文化的獨特性。正如我們覺察的那樣,這一地帶的藝術家為了建構新藝術而選擇逃離中心支配話語秩序,以批判理性主義的話語邏輯,即對中心主義的線性邏輯進行任意挪用、切割和攫取,把作為整體性的碎片主觀抽離和演繹,重新建構成新的藝術語言。所以,第三屆今日文獻展的藝術目標,既反思傳統議題,也直面現實問題;既揭示文化層面,也反映藝術現狀。
歷史從來沒有永遠固定存在的事態秩序,事物秩序也從不是永遠處于固定狀態,而是變化和不確定的。今天,我們不妨以更實驗和更尖銳的意識,抓住已發生,或正在發生,或將要發生的卻未必能揭示的一種潛能,將分散存在的這些(藝術)潛能集合并讓其浮出水面,以建構這種新的藝術整體性。
2016年10月底于望京工作室
注:此文為2016第三屆今日文獻展策展文章,有刪減。
1 見《明鏡》周刊(Der Spiegel),16, June, 2003。原譯文出自《舊歐洲 新歐洲 核心歐洲》,鄧伯宸譯,2007 年 10 月版;原文出自:“Old Europe, New Europe, Core Europ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After the Iraq War”Daniel Levy, Max Pensky, John Torpey edit.
2 Appiah, Anthony. In My Father’s House: Africa in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e, 1992.
3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 Politics-Poetics, documenta X – the book, Cantz, 1997, p.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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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圍與重構
中國當代藝術現代性追尋的四十年
BREAKING THROUGH AND RECONSTRU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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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ASPECT
◎以“85新潮”四十周年為坐標,重新審視中國當代藝術從啟蒙、突圍到自覺的發展脈絡,呈現其中蘊含的思想張力與歷史意義;
◎匯集十一位重要學者、批評家的真知灼見,結合三十二位代表性藝術家的創作路徑分析,形成具有文獻價值的全景觀察
學者、批評家:彭德、高名潞、王璜生、王瑞蕓、凱倫?史密斯、黃篤、劉鼎、盧迎華、魯明軍、徐薇、王鵬杰
藝術家:尚揚、王冬齡、李向明、徐仲偶、黃永砯、王彥萍、老赫、劉旭光、李津、張羽、譚平、蔣世國、陸云華、劉慶和、王易罡、展望、王昀、馮放、方力鈞、黃淵青、張洹、白明、李磊、郭志剛、武藝、雷子人、馬曉騰、梅法釵、唐勇、尹朝陽、葉劍青(以年齡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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