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強行拆除聯合國耶路撒冷辦公處

文︱陸棄

1月20日，位于東耶路撒冷的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辦公地被以色列方面拆除。這并非一次突發事件，也并非孤立的行政執法行為，而是一個早已鋪墊多時的結果。以色列議會去年通過的相關法案，在今年初正式生效，為這一行動提供了國內法上的“合法性”。但正是在這種看似合規的程序背后，一個延續七十余年的國際安排，正在被有意識地削弱。

近東救濟工程處成立于1949年，幾乎與巴以沖突本身同步出現。它的存在，本質上是國際社會對巴勒斯坦難民問題“尚未解決”的一種制度化承認。對數百萬登記在冊的難民而言，這一機構不僅意味著教育、醫療和基本生存資源，更意味著他們仍然被納入國際法與國際政治的視野之中。正因如此，任何針對近東救濟工程處的行動，都無法僅被理解為對某個聯合國機構的不滿，而必然觸及巴勒斯坦難民問題的根基。

從表面看，以色列對該機構的指控集中在“安全風險”和“政治立場”上，認為其部分雇員與武裝組織存在關聯，機構本身被“政治化利用”。這些指控并非沒有爭議空間，也確實需要調查與問責機制。但問題在于，選擇以全面禁止、強制拆除的方式回應，并非針對個別問題的修正，而更像是對整個制度的否定。它傳遞出的信號是清晰的：巴勒斯坦難民這一法律與政治身份，應當被逐步從國際體系中抹去。

這一邏輯并非首次出現。近年來，以色列不斷推動“重新定義”難民概念，試圖將難民身份限制在最初流離失所的一代人之內，而非代際延續。這一做法若被接受，將在法律上極大壓縮巴勒斯坦難民的規模，也將動搖“回歸權”這一核心議題。近東救濟工程處恰恰是代際登記與服務體系的具體載體，它的存在本身，就構成了對這種重新定義的制度性阻力。

因此，此次拆除行動的真正指向，并不在于一塊土地或一棟建筑，而在于國際社會是否仍然愿意維持一種“未解決狀態”的耐心。七十多年來，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之所以沒有被簡單地“遺忘”，并非因為國際社會擁有解決它的有效方案，而是因為至少在制度上承認，這是一個不能被單方面終結的問題。如今，這種最低限度的共識正在被侵蝕。

阿拉伯國家的迅速反應，恰恰說明了這一點。巴勒斯坦、約旦、沙特的聲明，都不約而同地強調近東救濟工程處的“不可替代性”，并將此次行動定性為對國際法和人道準則的公然挑戰。這種措辭并非外交慣例中的例行升級，而是一種防御性的姿態。它們所擔憂的，并不僅是服務中斷，而是一個危險先例的確立：如果一個聯合國核心人道機構可以在占領區被強制清除，那么其他國際機制的安全邊界又在哪里？

更深一層看，這一事件也折射出當前國際體系的疲態。聯合國機構在沖突地區的運作，長期依賴的是大國默許與政治平衡。一旦主要當事方選擇不再配合，而國際社會又缺乏有效的約束工具，這些機構便會迅速暴露出其脆弱性。近東救濟工程處近年頻繁遭遇資金削減、政治圍攻，本身就說明其生存環境已發生根本變化。此次拆除，只是這一趨勢的具象化呈現。

對巴勒斯坦社會而言，其影響將是直接而長期的。教育體系的中斷、醫療資源的減少、社會服務網絡的萎縮，都會在短期內加劇人道壓力。但更為深遠的，是政治層面的后果。當一個群體被逐步剝離出國際制度的保護范圍，其議題也就更容易被重新界定為“內部問題”或“安全問題”，而不再是需要國際參與解決的政治問題。歷史已經多次證明，這種轉變往往意味著沖突的固化，而非消解。

值得警惕的是，這一過程并不需要激烈的戰爭或戲劇性的宣言，它更多通過法律修訂、行政執行、資金調整等看似技術性的手段完成。正因如此，它常常被低估，卻在不知不覺中改變問題的結構。當國際社會回過神來時，往往發現原本賴以維系的制度基礎已經松動。

近東救濟工程處的命運，或許無法決定巴以沖突的走向，但它清晰地標示出一個時代的變化：國際社會處理長期沖突的方式，正在從“維持未解”轉向“降低存在感”。這種轉向是否真的能夠帶來穩定，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但可以確定的是，當制度性的保護被一層層拆除，留下的并不會是真空，而是更加赤裸的力量對峙。

拆除一棟建筑并不困難，困難的是，在失去制度緩沖之后，如何避免沖突滑向更加不可控的狀態。對巴勒斯坦難民而言，近東救濟工程處從來不是解決方案本身，卻是他們仍然被世界承認的一種證明。當這種證明被削弱，問題并不會隨之消失，只會以更加尖銳的方式重新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