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愛惜一張紙，丟失地方二千里！這片曾經的國土究竟咋回事？

大明朝的領土實際管轄面積并沒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小，也沒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大明帝國確實將自己的影響力，在某一時間段，延申到了大半個中南半島。目的很單純，通過冊封當地的土司國、蠻族國來阻攔馬來族、緬甸族等南亞人種向北方侵襲。明朝時期西南的領土范圍，不僅云南省范圍比滿清時期要大，而且還擁有滿清兩百多年不曾統治過的三宣六慰司。

瀾滄江的激流沖開橫斷山脈的褶皺，在滇西高原刻出一道天然疆界。當明軍將士在正統十一年（1446年）將"水枯石爛，爾得乃渡"的誓碑矗立在大金沙江畔時，他們或許未曾意識到，這座界碑不僅劃定了中原王朝的物理邊界，更昭示著中國古代邊疆治理模式的深刻轉型。明朝在西南邊陲構筑的"三宣六慰"體系，猶如一張精心編織的經緯網絡，將軍事威懾與文化浸潤編織成獨特的治理圖景。

在明朝三征麓川，打垮了這個傣族先民建立的土司國家后。麓川之南的緬甸先民所組建的阿瓦王朝、勃固王朝之間進行了四十年爭霸戰爭（1386～1425年），之后西南邊境趨于穩定。明朝在云南外圍的羈縻大致保持了三宣六慰的格局。其中麓川余黨成為了之后的孟養宣慰司，并且明朝與其立碑而誓‘’水枯石爛，爾得乃渡“（指以大金沙江為界），而隴川宣撫司多氏被扶持統領麓川故地。明朝對東南亞的統治，是大范圍設立了宣慰司的——幾乎涵蓋了東南半島的大部分地區，比如緬甸、老撾等國。而除了宣慰司以外的東南亞地區，也是中國的附屬國。

正統十一年（1446年），朝廷對云南西南邊境重新調整改置“三宣六慰”，云南三司、三宣六慰置于其他諸土司猶如京城置于諸州府。三宣指南甸宣撫司、干崖宣撫司、隴川宣撫司，六慰指車里宣慰司、緬甸宣慰司、木邦宣慰司、八百大甸宣慰司、孟養宣慰司、老撾宣慰司。

三宣六慰具體所指可見于《明史 云南土司列傳》，明朝中后期長期穩定服從羈縻及定期朝貢的外土司是這九家，故以此九家泛指。

車里宣慰司在今天的云南西雙版納景洪，世襲土司姓刀，目前有一枚道光十五年正月換發的車里宣慰司印，現藏于北京民族文化宮博物館。

孟養宣慰司在緬甸克欽邦莫寧。1944年底，中國駐印軍攻克緬甸八莫，挖出一塊石碑，是明末將軍劉綎所立，中間刻有“威遠營”三個大字，左邊刻“大明征西將軍劉筑壇誓眾于此誓曰：六慰拓開，三宣恢復，眾夷格心，永遠貢賦，洗甲金沙，藏刀鬼窟，不縱不擒，南人自服”，右邊刻“受誓：孟養宣慰司，木邦宣慰司，孟密安撫司，隴川宣撫司，萬歷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刻。后來劉綎死于遼東薩爾滸之役。

八百大甸宣慰司，在泰國清邁。

木邦軍民宣慰司，在緬甸興威。

老撾宣慰司，世襲土司姓刀，治老撾瑯勃拉邦。

孟艮御夷府，在緬甸撣邦景棟。

緬甸宣慰司在緬甸阿瓦，現在有個阿瓦古城遺址。

大古剌宣慰司，據說在緬甸勃固，但應該是在印度西孟加拉邦北部戈杰比哈爾縣。

底兀剌宣慰司，據說在緬甸東吁，也有說在緬甸若開邦。

底馬撒宣慰司在印度阿薩姆邦焦爾哈德縣一帶。

這些土司小王國都給大明交稅的。《云南通志·羈縻志》載：車里宣慰使司額征金五十兩，車里靖安使司，木邦軍民宣慰使司額征銀一千四百兩，孟養宣慰使司額征銀七百五十兩，緬甸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宣慰使司、老撾宣慰使司、猛密安撫司、孟定府額征金六百兩，孟艮府額征金一十六兩六錢六分，南甸宣撫司額征銀一百兩，干崖宣撫司額征銀一百兩，隴川宣撫司額征銀四百兩，威遠州額征銀四百兩，灣甸州額征銀一百五十兩，鎮康州額征銀一百兩，大侯州額征銀二百兩，八寨長官司、孟璉長官司額征銀二百兩。

《云南通志》記載的賦稅清單揭示了這套制度的精妙平衡。車里宣慰司年納黃金五十兩的"象征性貢賦"，與木邦軍民宣慰司歲繳白銀千四百兩的"實質性課稅"形成鮮明對比。這種差異化的賦稅標準，實則對應著不同土司的治理狀態：前者作為"馴服土司"享受政策優待，后者因地處戰略要沖承擔更多義務。萬歷年間戶部檔案顯示，云南布政司每年從三宣六慰體系獲得的實際收入折合白銀約九萬兩，相當于同期江南一府的商稅收入。

在木邦宣慰司的駐地今緬甸興威（Hsenwi），考古發現的明代衛所遺址顯示其防御體系呈三環結構：核心衛城駐扎漢軍，外圍十二座屯堡控制交通要道，最外層的傣族村寨構成緩沖帶。這種"漢夷雜處，互為犄角"的布置，使明軍能以不足兩萬的駐軍控制相當于今緬甸北部六萬平方公里的區域。正如《明史·土司傳》記載，正統年間云南都司轄下二十衛所的年均軍費開支高達白銀四十二萬兩，約占帝國西南財政支出的三成，足見軍事投入在邊疆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說起三宣六慰所包含的“緬甸全境、泰國北部、老撾中部、印度東部”等地時，在明朝之前，從來沒有中原王朝實際統治過這些區域，包括元朝在內。甚至云南都是長期游離于中原王朝政權統治范圍之外的地方，真正的實現改土歸流是在明朝時期，真正的納入中國領土范圍也是在明朝時期。也就是說，中國真正的擁有云南等地，是在明朝時期完成的。明朝時期大部分都是實控三宣六慰，后面隨著明朝國力的衰弱和滅亡，才逐步脫離明朝統治。

另外值得一講的是，木邦宣慰司所在今地名興威hsweni（譚圖中的新維）即“宣慰”之音譯再音譯。木邦土司和孟養土司相較于緬甸土司（阿瓦王朝）長期是武德充沛的土司。

而木邦土司脫離明朝反而有些戲劇性，1583年，木邦土司罕拔向明朝報請襲職，捧著承襲文書在昆明衙門外苦等三月未果，云南官吏以勒索未遂，拒不發給承襲狀紙，這位曾為明朝立下三十七次戰功的忠順土司，最終帶著二十七個歸附部落投向緬甸的東吁王朝。民諺說：“官府愛惜一張紙，丟失地方二千里”。同樣，孟養土司遭到緬甸吞并也是因為類似的原因。萬歷年間（1573-1620），孟養土司遭緬甸進攻，向明朝求援。明朝官員認為西南邊疆“僻遠無利”，不愿耗費資源支援，甚至拖延處理土司的求援文書。因明朝坐視不理，孟養、木邦等宣慰司相繼被緬甸吞并，明朝名義管轄的“二千里”疆域（約今緬甸北部至云南邊境）實際喪失。晚明至清初，這些地區徹底脫離中原王朝控制。

明太祖朱元璋堅持滇人治滇，逐步實現漢化，真正完成了對云南穩固的統治，使得今日之中國對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朱元璋派傅友德、藍玉、沐英平定云南全境后說：“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無叛耳”，然后廢除元朝時期的行政制度，重新劃分并設置云南布政司。洪武十五年又設置云南都指揮使司。

對于三宣六慰，明朝需要將金字紅牌，制信符及金字紅牌，頒給云南木邦、八百大甸、麓川平緬、緬甸、車里、老撾六宣慰使司，干崖、大候、里馬、茶山四長官司，潞江安撫司，及孟艮、孟定、灣甸、鎮康等府州土官”。在孟養宣慰司故地出土的"威遠營"誓碑，其碑文篆刻的"六慰拓開，三宣恢復"八字，恰是明朝邊疆治理制度創新的生動注腳。與元代簡單粗暴的"遙授官爵"不同，明廷創造了"信符-紅牌"雙軌制：金箔打造的信符作為土司合法性的憑據，朱砂謄寫的紅牌則載明貢賦額度與軍事義務。這種將象征權威與實務契約合二為一的設計，使邊疆治理既保持彈性又不失控制。

明朝對東南亞還不止三宣六慰，明朝一度還有交趾和舊港宣慰司，明朝對東南亞的經營超乎想象，與刻板印象中沒有擴張性的明朝形成了巨大反差。明朝逐步在西南一帶經營，到成祖朱棣時期，三宣六慰已然成型，領土范圍最大時是擁有印度洋出海口的。

在漢代，壯傣語的核心區一直是珠三角和兩廣沿海，越南語的核心區一直是紅河三角。但由于南朝之后粵語在廣州站穩腳跟，8世紀之后以廣州為核心開始持續向粵西、桂東擴張，壯傣語的人口不斷緩慢流失，到了11-13世紀核心人口幾乎完全退到廣西、滇南、北越的山區。越南語穩坐紅河三角，還成為獨立國家。13世紀后，壯傣語（布傣支系）開始大面積南下掃蕩湄公谷地和湄南平原，最終擁有新的核心區。

明初其實是有在東南亞-印度洋建立過類似西方的統治機構的，只不過明宣宗停止下西洋以后全部廢棄了而已。國內學術界對“霸權”很忌諱，往往略而不談，結果造成了大眾對此問題的不了解。鄭和下西洋，在東南亞、印度洋設立了好幾個“官廠”，其中最重要的是滿剌加官廠。“廠”是明代太監管理的機構名稱（比如“東廠”）。明朝下西洋的各分艦隊往來各國，錢糧都要先后入存滿剌加官廠，最后撤離時也是先在馬六甲匯合，再集體回國，因此號稱“外府”。有兩重城寨，建筑結構是排柵、墻垣，開四個城門，設有更鼓樓，駐兵巡邏。在下西洋期間，官廠應該持續有軍隊駐扎并由太監管理。

明朝在海外還有不少商站，在下西洋的重要節點古里、忽魯謨斯等都有據點，從孟加拉的情況看當時用的漢字名稱應該也是“官廠”。葡萄牙占領南印度的卡利卡特，即在原本明朝留下的廢墟基礎上重建城堡。葡萄牙殖民者佩德羅·卡布拉爾下令建立殖民地時，發現所有房子外面有巨大的柵欄。被當地人稱為chinacota，意即“中國人的堡壘”(fortaleza dos Chins）。華人很早便在這一帶航行了；由于當地人未開化，無學問，從華人那里學到了法律和習俗和建筑方式。

在印尼巨港和musi河里全是各個朝代的遺存，再到musi河出海口，靠近邦加和勿里洞島的附近海域的沉船遺址幾乎覆蓋五代，唐宋元明清到二戰，中華文明不僅淵源流長，而且幅員遼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