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飛整頓天津港務，王震提醒：你是太歲頭上動土啊！他說：我懂！

1975年2月初，渤海灣霧氣沉沉，碼頭上成排的船只幾乎動彈不得。化肥、鋼材、機械設備堆到岸邊，偶爾有貨車鳴笛，卻只能干等配載單。就在這種“碼頭插秧”般的景象里，交通部新任部長葉飛登船巡查，這一天被后來的運輸口老職工視作轉折點。

葉飛本是軍人出身。1949年渡江戰(zhàn)役，他指揮火力群強渡長江；1953年福建平潭，他親自勘察海防工事。對槍炮他熟，對裝卸他卻陌生。當中央通知他負責交通部時，他只回了八個字：“情況不好，猶有可為。”底氣從哪來？多年軍旅磨出的判斷：戰(zhàn)場混亂，但只要抓住主攻點，大局不會失控，港口亦然。

那時交通部剛與鐵道部分家，鐵路歸鐵道部，海運與內河留在交通部。陸路尚有半成系統(tǒng)，水路則是一地雞毛。全國主要港口壓船、壓港，內河航運幾乎停擺，航標燈失修，絞盤機年久失檢。試想一下，連上海、天津這種“龍頭”都動不了，下屬中、小港必須跟著躺平。葉飛在部里做了一張表：買船、建港、援外、落實政策——四行空格里備注“半年內給出方案”，寫完便摁章生效。

整頓從哪下手？最初有人建議南方，因為葉飛曾在福建、廣東工作，關系熟、落腳穩(wěn)。可他搖頭：“南方人情濃，刀子不鋒利。天津離京近，問題又多，先啃硬骨頭。”天津港當時確由“造反派”頭頭把持。貨區(qū)劃分混亂，班組各成小山頭。“一條60米貨帶，兩邊兩撥人，誰也不先干”，現(xiàn)場記錄這樣的怪事比比皆是。更驚人的是，1974年全年，天津港撒漏化肥370噸，相當于整列車白扔海里。

工作組進駐后，第一槍是思想動員。9號文件擺桌面，講派性、講責任，誰再搞小團體就“先談話后停職”。有人不服氣，會議散場在走廊里放話：“港務局是天津的地盤，外地干部蹦跶不了三天。”消息傳到北京，葉飛托人約見王震匯報。那晚在西長安街的簡易辦公室里，兩人關門談了半小時。王震半開玩笑地嘆氣：“你老兄知不知道這地方是誰罩著？你這是太歲頭上動土！”葉飛端起搪瓷杯：“我懂，只想把船裝走，別的事不碰。”

說歸說，不可能沒壓力。港口搬一根木頭都牽一發(fā)動全身，地方口子堵上，裝卸停擺，工人生活也跟著拮據。葉飛的應對很硬：一是調來海軍工程營，搶修破舊起重機；二是把北京印刷廠正在排產的九號文件調撥一批，專供天津港學習；三是點將：新黨委副書記段仁先到港，主持班子整合。與此同時，他讓業(yè)務骨干重新繪制船舶靠離泊程序圖，大幅簡化指揮鏈。過去十二個人吆喝一條纜，如今壓到四人，速度快了，事故率卻降了三分之二。

不到兩個月，滯留的二十幾艘外輪出港，岸線吞吐量回到1965年的水平。派性頭頭在港口廣播里公開檢討，職工夜間收聽時啼笑皆非。緊接著，13號文件下達，各部委配合嚴查安全紅線，天津港的整頓進入深水區(qū)：倉儲制度重新梳理，危險品“庫、船、車三分離”，原來一車裝三噸的裝法改成兩噸半，裝卸系數(shù)穩(wěn)定在0.85以上，事故率再砍一刀。

有意思的是，天津港見效后，青島、大連、廣州等地的同志主動寫報告，請求“照天津辦法辦”。葉飛卻婉拒了“一刀切”，而是派出三支聯(lián)合小組，先后駐點，因港制宜：青島先敲定深水泊位專項；大連主抓破冰船編隊；廣州則盯緊外貿集裝箱。外電當時評論：“中國北方港口出現(xiàn)久違效率高潮”，措辭雖夸張，卻折射現(xiàn)實變化。

回頭看葉飛的打法，核心并不復雜：先明確主攻點，再以軍隊化執(zhí)行力推進。買船、建港的計劃隨后鋪開。1976年底，交通部與外貿部聯(lián)合從日本引進4.5萬噸級散貨輪三艘；同年，上海外高橋一期碼頭立項；西江航道清障由廣西邊防部隊負責，三個月完成炸礁三千立方。水路動起來，東北的糧、華東的煤才能南下北上，國家經濟在“文革”浩劫后的艱難復蘇里得了一口順氣。

遺憾的是，葉飛在交通部的時間并不長。1979年3月，他調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可天津港那場“外科手術”留下的經驗，后來成為交通部“整港六條”的藍本，延伸至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沿海、沿江大整治。許多當年親歷者回憶，若無那趟寒潮夜的突檢，他們也許還要在搖搖晃晃的門吊下捱過更多個危險班次。

葉飛常說一句話：“打仗能贏，建設也得行。”短短一句，把幾十年從前線到碼頭的曲折經歷連成了線。王震的善意提醒沒有錯，動的是“太歲”的確風險重重，可如果沒人動，還等誰來搬走那些壓在岸邊的銹鐵、堵在生活里的沉疴？港口風聲再大，船依舊要靠岸，貨依舊要出海，這樁“太歲頭上的事”終歸得有人硬起腰板去做。